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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书院与儒学——以长江流域为例
士人是士大夫、士绅与士子的合称，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拥有文化知识并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的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的掌握者、传播者，他们在儒学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后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地方的士人往往通过创办、主持书院，以实现儒学的社会化，展开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学术更新。
本文以长江流域为例，探讨士人、书院与儒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个视角，是因为唐宋以后书院发展的重心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
一、 “士人—书院”的共生结构
书院是唐宋以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从诞生之日起，书院就对儒学的思想传播、学术更新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明、清的思想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书院与士人有着深刻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士人通过倡办、主持、资助书院而促进了书院的建设，士人是书院得以形成、发展、繁荣的推动力量，也是书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书院又不断地培养出以拥有文化知识为根本特征的士人。在宋、元、明、清几代中，书院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组织，有时甚至完全取代了官学，无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太平盛世，无论是京城府都，还是僻远乡村，书院都在发展着它那培养人才、精研学术的精神，为社会培养着一代代新的士人，总之，书院是士人得以衍生的教育组织，也是士人得以再生产的社会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士人与书院构成了一种共生结构。
首先，士人是书院得以产生、存在的社会基础。书院为什么会产生，一经产生后又会绵延不绝，并构成一个巨大的时空实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有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士人。士人既有文化，是精神财富的掌握者；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物质财富的掌握者。其中一些具有政治地位的人，就是所谓的士大夫。他们是地方上有文化、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正是他们构成了创办、主持、资助书院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基础。可以说，书院的产生及存在发展离不开士人。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社会教育组织。士人们为什么要在官学之外，另创书院讲学？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几点：
其一，由于官学不兴，士人创办书院，以补充、代替官学。在“政教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学，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系统。但是，因官学系统直接受制于官方，故而也会经常发生停办或衰落的情况。如古代中国总是周期性的发生朝代更替和战乱，这时会出现官学废弛的现象，而民间的士人则因文化教育的重要，故而创造书院作为士人群居讲学之所。书院出现于唐末五代，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不仅是唐末五代，就是两宋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许多书院亦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创办起来的。另外，也可能朝廷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朝廷尚无力建立官学，书院亦可能因民间士人的力量而纷纷兴起。宋初书院的大兴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可见，官学不兴是书院建立的重要原因，朱熹在谈到书院的起源时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此处“精舍”即是书院。因唐末五代的战乱和宋初之时“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故而才有士人们创办书院作为士子的“群居讲习之所”。
其二，由于官学**而丧失学术、传教精神，这时，士人们创办书院，是为了张扬独立的学术追求和恢复儒家的教育传统。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即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因为官学以及科举制度的**，士人们纷纷创设书院，正如清代汤成烈所说：“利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其流弊至于经书可以不读，品行可以不修，廉耻可以不讲，以剿袭为揣摩，以钻营为捷径。其初既有苟得之心，其后遂为患矢之计。持禄幸位，委蛇朝阙，容头过身，承顺奸权，朝政猥杂，国是日非。君子患之，退而讲学，于是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五.学校篇上.宋、元、明、清的许多著名书院都是为了追求儒家人文教育的理想与独立的学术精神建立起来的。如明政府兴官学，倡科举，使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这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人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守仁、湛若水心学思潮兴起以后。而明代长江流域书院的兴盛，与王守仁有很大关系。王守仁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以“挽救天下事势”为号召，坚决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之治”（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他指出：“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因此，他提出了“鼓动海内”的心学理论，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讲学浪潮。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被贬到贵州龙场，开始创办龙岗书院，在贵阳应聘主讲贵阳的文明书院，以后，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江西建立稽山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王守仁死后，他的学生纷纷创建书院，一方面奉祀其师，一方面传授王学。
其三，由于官学自身的限制不足以承担传承文化、培养士人的任务。官学因获得官方的支持而能够办学，但是，官学的设置又总是受到体制的限制，只能和官府机构相一致，也就是只有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方可设立学府。另外，由于体制的原因，每一级官学的名额也十分有限。但是，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国家，民间的士绅或者是在职的士大夫均以立教兴学为自己的使命，同时，民间亦普遍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故而读书的要求向来十分强烈。如此少的官学机构和学生名额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士子希望读书的强烈要求。加之宋、元、明、清所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大多数时代只是以科举考试名次为依据，而并不以就读的学校为标准。因此，在全国各地就建立、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书院群。就数量上来说，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官学机构的总数，如明清书院普及化之后，各县均有数所书院，多者有一二十所。就办学形式来说，书院的形式显得更加自由灵活、层次多样，其中有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县域书院、州府书院、省城书院等各种办学形式。这种多层次的书院教育，满足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各个地域的士子们对文化教育的渴求。
当时，官学的兴办由朝廷的行政命令推行，而书院的兴办则是由民间的士人推动的。马端临说：“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
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在官学出现上述不足的时候，民间的士人则在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兴办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正是由于那些“留意斯文”的士人们的努力，才使书院得以形成并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这是“士人—书院”共生结构的第一层含义。
所谓“士人—书院”的共生结构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说书院是培养、产生新一代士人的教育组织。作为一种办学多样化的教育机构，书院满足了社会上对文化教育，主要是高层次文化教育的要求。书院所培养教育的士子或生徒，少量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而晋身官场成为士大夫，大部分都是作为民间的士绅，不论是继续从事学术教育事业，还是在民间社会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基本上属于士绅阶层。就是那些晋身官场者，亦有大量或因无实职、或因受排挤、或因官场黑暗而洁身隐退，或因老病而还乡等各种原因离开官场，他们也成为士绅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书院是士人产生的重要社会机构，在书院办学的一千多年中，这个庞大的书院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有文化的士人群体。
如宋代著名理学家张栻，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出了许多弟子。其讲学之地基本上都在湖南、四川两地，除岳麓书院外，还有城南书院、道山书院、南轩书院等，因此张栻的弟子以湘蜀两地为盛。张栻，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的弟子在湖南的有张庶、张忠恕、吴猎、钟如愚等：
张庶，字晞颜，张栻再从子。其学以孝弟忠信为本，后讲学于岳麓书院。
张忠恕，字行父，张栻之侄，学者称拙斋先生，讲学于岳麓书院，务求为己之学，士之出湖湘者，皆从之游。
吴猎，字德夫，学者称畏斋先生，有得于张栻求仁之学，后为岳麓书院堂长。
钟如愚，字师颜，问仁于南轩，因受业焉，后为南岳书院山长。
张栻在四川的弟子有范荪、范钟黼、宇文绍节、杨知章、李修己等：
范荪，字季才，乾淳以后，南轩之学盛于蜀中，范仲黼为之魁，而范子长、范子垓与范荪并称嫡传，时人谓之四范。其学本于诚一，后讲学于沧江书院。
宇文绍节，字挺臣，师张栻传其学于程公许。程公许后知袁州，葺南轩书院，聘宿儒胡安之为诸生讲学。
杨知章，号云山老人，得张栻之学于广汉，归而授其子杨子谟，杨子谟朝夕穷图，默识圣贤下学上达之序，动静语默不违乎诚，晚年讲学于云山书院。
李修己，字思永，从南轩游，传其学于李义山，后李义山讲学于龙山书院。
全祖望称：“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字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州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
(以上均参见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
张栻弟子众多，以上只择其要者而述之。因此，张栻通过书院讲学培养出许多弟子，而其弟子又通过书院培养人才。
南宋另一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在槐堂、象山数十年，门徒众多。陆九渊在浙江的弟子著称于世者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四人，他们四人是明州慈溪、鄞县、奉化、定海(今宁波镇海)人，因甬江流经其地，故称甬上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四明四先生。杨简，字敬仲，慈溪人。尝筑室慈溪德润湖上，后更名慈湖，聚徒讲学。袁燮称：“自象山既殁之后，而自得之学始大兴于慈湖。其初虽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独见，开明人心，大功于后学。”
(契斋集，卷七.书赠傅正夫.)舒璘，字元质，一字元宾，少闻伊洛之说，受业于陆王之门，讲学于广平书院。沈焕，字叔晦，学者称定川先生，讲学于竹洲南山书院。袁燮，字和叔，学者称絜斋先生，尝讲学于城南书院。
杨简最著名的弟子有钱时、童易居、桂万荣、袁甫等。钱时，字子是，讲学于象山书院。童易居，字行简，学者称之为杜洲先生。他讲学聚徒于慈湖杜洲之滨。桂万荣，字梦协，号石坡先生，在家乡城南二里东山之麓(汤山)建石坡书院，读书讲学其中。
除此之外，陆九渊在浙江的弟子有丰有俊等，在江西的弟子有傅梦泉、邹斌、吴绍古、董得修等，他们多有建书院讲学的。
陆九渊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出了杨简、袁燮、傅梦泉等弟子，杨简他们又通过书院培养出了童易居、桂万荣等弟子，童易居、桂万荣他们又在书院中讲学，就这样培养出一代代的士绅。
总之，历代士人创办书院，使书院千年不衰，而书院又通过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士人与书院共同促进，构成了一个共生结构。
二、 “书院—儒学”的内在联系
书院与儒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儒学规定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等，书院又成为儒学的学术研究基地、交流传播基地，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书院教育旨在明人伦、辨义利。如朱熹的教育目的是“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朱子语类，卷八.，“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身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在《玉山讲义》中他提出：“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陆九渊之学以读《孟子》而自得于心，力主“心即理”，他以“尊德性”为宗，教人以“发明本心”，“收放心”，“深造自得之学”。(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与曾宅之.)
吕祖谦的东莱之学兼取朱、陆之长，又有中原文献之家传，《东莱集》中有几道书院规约的记载，阐释出以“孝、悌、忠、信”为本，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要的教育宗旨。如吕祖谦乾道四年(1168年)规约首条曰：“凡预于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吕东莱文集，卷十.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乾道六年规约云：“亲在别居，亲殁不葬，因丧婚娶，宗族讼财，侵扰公私，喧噪场屋，游荡不检，并除籍。”(东莱集别集，卷五.)
书院教育亦重视明道致用。如丽泽书院崇尚实用之学是为特色，《丽泽讲义》中强调：“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国政之是者，则教之以为法；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如何整救，如何措划，使之调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他日用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朱熹也主张：“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书.）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义》中也说：“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劝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教育宗旨首先通过教学内容体现。书院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书院教育家很重视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研习。著名理学家朱熹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人道之序，而后及诸经”（勉斋集，卷三十六.朱子行状.）。《宋元学案》中也记载：“昔晦庵先生之讲学于云谷也，我先文简云庄兄弟与西山蔡先生父子从游最久。讲《四书》之余，必及于《易》。”宋元学案，卷六十七.九峰学案·刘泾传.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各理学家所推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更被一般书院定为必读之书，地... -->>
士人、书院与儒学——以长江流域为例
士人是士大夫、士绅与士子的合称，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拥有文化知识并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的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的掌握者、传播者，他们在儒学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后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地方的士人往往通过创办、主持书院，以实现儒学的社会化，展开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学术更新。
本文以长江流域为例，探讨士人、书院与儒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个视角，是因为唐宋以后书院发展的重心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
一、 “士人—书院”的共生结构
书院是唐宋以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从诞生之日起，书院就对儒学的思想传播、学术更新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明、清的思想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书院与士人有着深刻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士人通过倡办、主持、资助书院而促进了书院的建设，士人是书院得以形成、发展、繁荣的推动力量，也是书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书院又不断地培养出以拥有文化知识为根本特征的士人。在宋、元、明、清几代中，书院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组织，有时甚至完全取代了官学，无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太平盛世，无论是京城府都，还是僻远乡村，书院都在发展着它那培养人才、精研学术的精神，为社会培养着一代代新的士人，总之，书院是士人得以衍生的教育组织，也是士人得以再生产的社会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士人与书院构成了一种共生结构。
首先，士人是书院得以产生、存在的社会基础。书院为什么会产生，一经产生后又会绵延不绝，并构成一个巨大的时空实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有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士人。士人既有文化，是精神财富的掌握者；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物质财富的掌握者。其中一些具有政治地位的人，就是所谓的士大夫。他们是地方上有文化、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正是他们构成了创办、主持、资助书院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基础。可以说，书院的产生及存在发展离不开士人。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社会教育组织。士人们为什么要在官学之外，另创书院讲学？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几点：
其一，由于官学不兴，士人创办书院，以补充、代替官学。在“政教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学，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系统。但是，因官学系统直接受制于官方，故而也会经常发生停办或衰落的情况。如古代中国总是周期性的发生朝代更替和战乱，这时会出现官学废弛的现象，而民间的士人则因文化教育的重要，故而创造书院作为士人群居讲学之所。书院出现于唐末五代，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不仅是唐末五代，就是两宋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许多书院亦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创办起来的。另外，也可能朝廷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朝廷尚无力建立官学，书院亦可能因民间士人的力量而纷纷兴起。宋初书院的大兴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可见，官学不兴是书院建立的重要原因，朱熹在谈到书院的起源时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此处“精舍”即是书院。因唐末五代的战乱和宋初之时“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故而才有士人们创办书院作为士子的“群居讲习之所”。
其二，由于官学**而丧失学术、传教精神，这时，士人们创办书院，是为了张扬独立的学术追求和恢复儒家的教育传统。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即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因为官学以及科举制度的**，士人们纷纷创设书院，正如清代汤成烈所说：“利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其流弊至于经书可以不读，品行可以不修，廉耻可以不讲，以剿袭为揣摩，以钻营为捷径。其初既有苟得之心，其后遂为患矢之计。持禄幸位，委蛇朝阙，容头过身，承顺奸权，朝政猥杂，国是日非。君子患之，退而讲学，于是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五.学校篇上.宋、元、明、清的许多著名书院都是为了追求儒家人文教育的理想与独立的学术精神建立起来的。如明政府兴官学，倡科举，使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这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人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守仁、湛若水心学思潮兴起以后。而明代长江流域书院的兴盛，与王守仁有很大关系。王守仁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以“挽救天下事势”为号召，坚决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之治”（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他指出：“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因此，他提出了“鼓动海内”的心学理论，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讲学浪潮。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被贬到贵州龙场，开始创办龙岗书院，在贵阳应聘主讲贵阳的文明书院，以后，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江西建立稽山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王守仁死后，他的学生纷纷创建书院，一方面奉祀其师，一方面传授王学。
其三，由于官学自身的限制不足以承担传承文化、培养士人的任务。官学因获得官方的支持而能够办学，但是，官学的设置又总是受到体制的限制，只能和官府机构相一致，也就是只有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方可设立学府。另外，由于体制的原因，每一级官学的名额也十分有限。但是，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国家，民间的士绅或者是在职的士大夫均以立教兴学为自己的使命，同时，民间亦普遍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故而读书的要求向来十分强烈。如此少的官学机构和学生名额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士子希望读书的强烈要求。加之宋、元、明、清所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大多数时代只是以科举考试名次为依据，而并不以就读的学校为标准。因此，在全国各地就建立、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书院群。就数量上来说，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官学机构的总数，如明清书院普及化之后，各县均有数所书院，多者有一二十所。就办学形式来说，书院的形式显得更加自由灵活、层次多样，其中有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县域书院、州府书院、省城书院等各种办学形式。这种多层次的书院教育，满足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各个地域的士子们对文化教育的渴求。
当时，官学的兴办由朝廷的行政命令推行，而书院的兴办则是由民间的士人推动的。马端临说：“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
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在官学出现上述不足的时候，民间的士人则在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兴办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正是由于那些“留意斯文”的士人们的努力，才使书院得以形成并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这是“士人—书院”共生结构的第一层含义。
所谓“士人—书院”的共生结构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说书院是培养、产生新一代士人的教育组织。作为一种办学多样化的教育机构，书院满足了社会上对文化教育，主要是高层次文化教育的要求。书院所培养教育的士子或生徒，少量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而晋身官场成为士大夫，大部分都是作为民间的士绅，不论是继续从事学术教育事业，还是在民间社会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基本上属于士绅阶层。就是那些晋身官场者，亦有大量或因无实职、或因受排挤、或因官场黑暗而洁身隐退，或因老病而还乡等各种原因离开官场，他们也成为士绅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书院是士人产生的重要社会机构，在书院办学的一千多年中，这个庞大的书院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有文化的士人群体。
如宋代著名理学家张栻，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出了许多弟子。其讲学之地基本上都在湖南、四川两地，除岳麓书院外，还有城南书院、道山书院、南轩书院等，因此张栻的弟子以湘蜀两地为盛。张栻，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的弟子在湖南的有张庶、张忠恕、吴猎、钟如愚等：
张庶，字晞颜，张栻再从子。其学以孝弟忠信为本，后讲学于岳麓书院。
张忠恕，字行父，张栻之侄，学者称拙斋先生，讲学于岳麓书院，务求为己之学，士之出湖湘者，皆从之游。
吴猎，字德夫，学者称畏斋先生，有得于张栻求仁之学，后为岳麓书院堂长。
钟如愚，字师颜，问仁于南轩，因受业焉，后为南岳书院山长。
张栻在四川的弟子有范荪、范钟黼、宇文绍节、杨知章、李修己等：
范荪，字季才，乾淳以后，南轩之学盛于蜀中，范仲黼为之魁，而范子长、范子垓与范荪并称嫡传，时人谓之四范。其学本于诚一，后讲学于沧江书院。
宇文绍节，字挺臣，师张栻传其学于程公许。程公许后知袁州，葺南轩书院，聘宿儒胡安之为诸生讲学。
杨知章，号云山老人，得张栻之学于广汉，归而授其子杨子谟，杨子谟朝夕穷图，默识圣贤下学上达之序，动静语默不违乎诚，晚年讲学于云山书院。
李修己，字思永，从南轩游，传其学于李义山，后李义山讲学于龙山书院。
全祖望称：“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字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州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
(以上均参见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
张栻弟子众多，以上只择其要者而述之。因此，张栻通过书院讲学培养出许多弟子，而其弟子又通过书院培养人才。
南宋另一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在槐堂、象山数十年，门徒众多。陆九渊在浙江的弟子著称于世者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四人，他们四人是明州慈溪、鄞县、奉化、定海(今宁波镇海)人，因甬江流经其地，故称甬上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四明四先生。杨简，字敬仲，慈溪人。尝筑室慈溪德润湖上，后更名慈湖，聚徒讲学。袁燮称：“自象山既殁之后，而自得之学始大兴于慈湖。其初虽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独见，开明人心，大功于后学。”
(契斋集，卷七.书赠傅正夫.)舒璘，字元质，一字元宾，少闻伊洛之说，受业于陆王之门，讲学于广平书院。沈焕，字叔晦，学者称定川先生，讲学于竹洲南山书院。袁燮，字和叔，学者称絜斋先生，尝讲学于城南书院。
杨简最著名的弟子有钱时、童易居、桂万荣、袁甫等。钱时，字子是，讲学于象山书院。童易居，字行简，学者称之为杜洲先生。他讲学聚徒于慈湖杜洲之滨。桂万荣，字梦协，号石坡先生，在家乡城南二里东山之麓(汤山)建石坡书院，读书讲学其中。
除此之外，陆九渊在浙江的弟子有丰有俊等，在江西的弟子有傅梦泉、邹斌、吴绍古、董得修等，他们多有建书院讲学的。
陆九渊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出了杨简、袁燮、傅梦泉等弟子，杨简他们又通过书院培养出了童易居、桂万荣等弟子，童易居、桂万荣他们又在书院中讲学，就这样培养出一代代的士绅。
总之，历代士人创办书院，使书院千年不衰，而书院又通过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士人与书院共同促进，构成了一个共生结构。
二、 “书院—儒学”的内在联系
书院与儒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儒学规定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等，书院又成为儒学的学术研究基地、交流传播基地，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书院教育旨在明人伦、辨义利。如朱熹的教育目的是“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朱子语类，卷八.，“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身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在《玉山讲义》中他提出：“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陆九渊之学以读《孟子》而自得于心，力主“心即理”，他以“尊德性”为宗，教人以“发明本心”，“收放心”，“深造自得之学”。(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与曾宅之.)
吕祖谦的东莱之学兼取朱、陆之长，又有中原文献之家传，《东莱集》中有几道书院规约的记载，阐释出以“孝、悌、忠、信”为本，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要的教育宗旨。如吕祖谦乾道四年(1168年)规约首条曰：“凡预于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吕东莱文集，卷十.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乾道六年规约云：“亲在别居，亲殁不葬，因丧婚娶，宗族讼财，侵扰公私，喧噪场屋，游荡不检，并除籍。”(东莱集别集，卷五.)
书院教育亦重视明道致用。如丽泽书院崇尚实用之学是为特色，《丽泽讲义》中强调：“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国政之是者，则教之以为法；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如何整救，如何措划，使之调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他日用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朱熹也主张：“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书.）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义》中也说：“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劝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教育宗旨首先通过教学内容体现。书院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书院教育家很重视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研习。著名理学家朱熹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人道之序，而后及诸经”（勉斋集，卷三十六.朱子行状.）。《宋元学案》中也记载：“昔晦庵先生之讲学于云谷也，我先文简云庄兄弟与西山蔡先生父子从游最久。讲《四书》之余，必及于《易》。”宋元学案，卷六十七.九峰学案·刘泾传.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各理学家所推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更被一般书院定为必读之书，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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