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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书院与湖湘文化
地域文化的建构往往要借助于历史记忆。宋、元、明、清以来湖湘学人在追述湖湘文化的历史与传统时，均认同周敦颐作为湖湘文化奠基者的地位。其实，这种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是与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联系在一起的，最终是为了湖湘文化的建构。
历史上，湖南学人（或者是寓居湖南的士大夫）通过濂溪书院，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诠释，最终也是为了湖湘文化的建构。
一、 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
周敦颐，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生于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因故乡有溪名“濂溪”，晚年于庐山建书堂名“濂溪”，学者称其为濂溪先生。与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周敦颐一边做官（曾担任过并不太重要的县令、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一边做学问，曾著有《通书》、《太极图说》。与他后来崇高的学术地位相比，其在世时的学术思想影响不大。但是，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他有两点贡献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他的学术思想涉及宋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极有开拓意义的回答；其二，周敦颐传学于“慨然有求道之志”的程颢、程颐两兄弟，而二程后来又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为中国学术史、文化史所作出的上述两点重要贡献，给后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有待于后人的不断理解、认知与开拓。周敦颐后来成为理学的开山之祖，与这两个重大学术文化的贡献有关。
但是，对两点贡献的理解和认识，则是后来的事情，特别是与南宋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有密切关联。周敦颐作为一个湖南人，以及后来在湖南做官、讲学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据周敦颐的年谱、家谱记载，濂溪先生的十二世祖就已迁入湖南定居，是一个地道的湖南人。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仍以故乡的“濂溪”命名书堂，可见其对故乡的感情之深。同时，他最初做州、县地方官时，在湖南任职的经历较多，包括担任郴县县令、桂阳县令、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他在湖南做官时不仅留下了很好的政声、名望，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宋朝“循吏”对儒学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他在任郴县县令时“首修学校以教人”，作《修学记》；任邵州知州时迁建州学作《邵州迁学释菜文》，等等。所以说，周敦颐作为一个出生于湖南、又在湖南留下诸多影响的重要文化人，为后来湖湘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创造了条件。
周敦颐逝世时，并没有在当时引起特别的关注，甚至当时政界、学界的重要人物中，没有人论及此事。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周敦颐的生前好友潘兴嗣撰有《周敦颐墓志铭》，其妹夫蒲宗孟撰有《周敦颐墓碣铭》。他的著作最初也仅由其家族收藏，据潘兴嗣记载，周子“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潘兴嗣.周敦颐墓志铭.周敦颐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90.）在这种状况下，他很可能会被历史遗忘，更不可能拥有他后来的崇高声望、煊赫地位。
周敦颐逝世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他似乎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中。但是，几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南宋初年开始，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开始被唤醒。这时，已经有学者在搜集、整理他留下的学术著作，并开始继续讨论他著作中探讨的问题，修建纪念他的祠堂，创办“濂溪”、“爱莲”等与周敦颐有关命名的书院。而推动人们强化对周敦颐历史记忆的文人学者，恰恰是湖湘学人。正是由于湖湘学者强化了周敦颐的历史地位，因而有关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就有了湖湘文化建构的特别意义。
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安国及其儿子胡寅、胡宏、胡宁等一行因避靖康之乱而隐居湖南，在此创办文定书堂、碧泉书院，潜心治学育人，创立了湖湘学派。其中胡宏“优游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栻.胡子知言序.张栻集，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19.）著有《知言》、《皇王大纪》、《五峰集》等，成为湖湘学派理学体系的奠基人。“东南三贤”之一的理学家张栻，就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后来，张栻主持了著名的岳麓书院，并进一步推动了湖湘学派的繁荣发展。可见，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是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亦是理学史上十分重要的理学家。最早唤起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恰恰正是湖湘学派的几位重要学者。
据胡安国的弟子回忆：南下的胡安国对周敦颐在湖南的遗事很感兴趣，曾向后来担任舂陵太守的向子忞说：“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遗事乎？”（胡铨.道州濂溪祠记，卷四.濂溪志.爱莲堂藏版.）显然，这和程门弟子中流传的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学术授受关系有关。当时，许多程门二传、三传弟子对此事并不得其详。胡安国携全家及门下弟子长期隐居湖南，而周敦颐又恰恰是湖南舂陵人，这种地域的关联性，是激发他们的历史记忆的重要诱因。所以，胡安国的儿子胡宏和弟子胡铨、向子忞是最早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重要人物。受到父亲胡安国的影响，胡宏表现出对周敦颐的特别关注，他编《周子通书》并作序，即朱熹所谓的“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胡宏对周敦颐的《通书》评价甚高，认为“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161—162.）胡宏将周敦颐的书提到这样高的地位，显然也是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一种特别强化。
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还与胡安国的另外两个弟子向子忞、胡铨有关。向子忞在从学胡安国时，就受到老师的诸多启发教育而十分尊崇周敦颐。后来他在担任道州太守时，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首次建道州濂溪祠，修好后，特请另一位湖湘学者胡铨作《道州濂溪祠记》。胡铨所作的这篇《记》不仅阐述了建设濂溪祠的过程、意义，而且还对周敦颐《通书》中以“诚”为核心的哲学理念作了系统的论述。向子忞创建道州濂溪祠，开创了湖湘地区乃至全国建祠祭祀濂溪之始，此祠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各朝，而且祭祀规格也不断提高。道州濂溪祠的创建，既有弘扬地域性湖湘文化的意义，同时又有弘扬道学文化的普遍意义。
继胡安国、胡宏、向子忞、胡铨之后，作为“一代学者宗师”的湖湘学派掌门人张栻，对强化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确立濂溪之学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在湖南地区广泛地纪念、推崇周濂溪之学。他为重新扩建的道州濂溪祠作记。淳熙五年（1178年）赵汝谊因原祠占地太小而加以扩建，并且立二程像于其中，张栻亲自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还在《记》中特别强调“先生之祠，凡学皆当有之，岂惟舂陵？特在舂陵尤所当先者。”（张栻.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10：577.）事实上，他早就在不断地为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而呼吁和行动。因周敦颐曾任永州通判，零陵太守陈辉于永州州学新建濂溪祠，希望永州士子能够因此而重道崇学，张栻又撰有《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强调周濂溪传道二程，在理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周敦颐于治平四年（1067年）至邵州任知州时，曾迁建州学及文庙，并撰有《邵州迁学释慕文》（载《周子全书》）。乾道九年（1173年）知州胡华时又重新修复邵州州学，张栻撰有《邵州复旧学记》，并特别强调邵州州学是“复旧学”，因而鼓励湖湘士子在其中读书时，要“思夫当时先生所以望于后人者”，将对周敦颐的记忆与文化的传承、开拓结合起来。
其次，张栻不仅在湖南地区大力推崇周敦颐，还在他游宦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周敦颐曾经做官的地方倡导建设濂溪祠堂。广南东路的韶州也是周敦颐做官并留下遗迹的地方，淳熙二年（1175年）詹仪建濂溪祠，张栻为之作《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这一年，张栻正在知静江府任上，他在府学明伦堂旁立三先生祠，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位道学人物。庐山是周敦颐晚年隐居之所，淳熙六年朱熹为南康守时曾创建濂溪祠，张栻作《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张栻为使当时的文化界能够牢牢地记住周敦颐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再次，张栻也继承老师胡宏的做法，通过刊刻周敦颐的著作，以强化对濂溪之学的记忆与传承。朱熹重新修订了濂溪的遗书，将《太极图说》列于《通书》篇首，张栻很同意这样的编排，他在严陵学官刊刻了包括篇首的《太极图说》的《通书》，并撰有《“通书”后跋》。
总之，北宋时期名望并不很高的周敦颐，在南宋初年湖湘学人胡安国、胡宏、胡铨、向子忞、张栻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其学术声望、道学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使其著作能得到广泛的刊行，而且纪念他的祠堂也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纷纷建立。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学者，在湖湘学者的倡导下成为学术文化界瞩目的“道学宗主”，成为“续孟氏千载不传之道”的道统传人。湖湘学者对周敦颐历史记忆的唤醒，与他们在湖湘地区传播理学、创建学派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种历史记忆对地域文化的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周敦颐道学地位的最终确立，还与另一位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密切关系。朱熹与张栻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些重大的学术理念上十分一致，他们在对周敦颐的理解、评价上是相互影响的。但考虑到胡宏、张栻等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的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关联，我们认为张栻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更早、更值得关注。总之，在两代湖湘学人的不懈努力下，加上朱熹在重新诠释濂溪之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使濂溪之学的道学地位最终完全确立。到了宋理宗时代，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被确立后，周敦颐的道学地位也得到了完全的肯定。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赐周敦颐谥号“元公”，淳祐元年（1241年）朝廷又封号“汝南伯”，并从祀孔庙。
二、 濂溪书院的文化记忆
从此之后，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得到空前强化：他的著作被广泛地刊印，有的还进入了官方教科书；他的专祠和以“濂溪”命名的书院已遍布全国。但是，对于湖湘士大夫而言，进一步强化周敦颐的乡贤身份及其地域文化意义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湖南的士大夫、乡绅，不仅仅是要保持对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的文化认同，同时还应强化他在地域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性，即保持对周敦颐乡贤身份和地域文化代表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后来的湖湘士大夫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特别是湖南地区濂溪书院及其濂溪祠的建设，这对周敦颐的乡贤身份与地域文化象征的确立有着特别的意义。
地域文化分成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两个层面，二者既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宋、元、明、清时期，书院是地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是各个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繁荣程度的标志，在文化地理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最高形态，与那种奉诏而建的州县官学不同，它完全是士大夫出于对文化建设、学术发展、教育普及的追求而推动起来的。书院作为文化... -->>
濂溪书院与湖湘文化
地域文化的建构往往要借助于历史记忆。宋、元、明、清以来湖湘学人在追述湖湘文化的历史与传统时，均认同周敦颐作为湖湘文化奠基者的地位。其实，这种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是与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联系在一起的，最终是为了湖湘文化的建构。
历史上，湖南学人（或者是寓居湖南的士大夫）通过濂溪书院，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诠释，最终也是为了湖湘文化的建构。
一、 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
周敦颐，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生于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因故乡有溪名“濂溪”，晚年于庐山建书堂名“濂溪”，学者称其为濂溪先生。与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周敦颐一边做官（曾担任过并不太重要的县令、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一边做学问，曾著有《通书》、《太极图说》。与他后来崇高的学术地位相比，其在世时的学术思想影响不大。但是，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他有两点贡献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他的学术思想涉及宋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极有开拓意义的回答；其二，周敦颐传学于“慨然有求道之志”的程颢、程颐两兄弟，而二程后来又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为中国学术史、文化史所作出的上述两点重要贡献，给后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有待于后人的不断理解、认知与开拓。周敦颐后来成为理学的开山之祖，与这两个重大学术文化的贡献有关。
但是，对两点贡献的理解和认识，则是后来的事情，特别是与南宋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有密切关联。周敦颐作为一个湖南人，以及后来在湖南做官、讲学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据周敦颐的年谱、家谱记载，濂溪先生的十二世祖就已迁入湖南定居，是一个地道的湖南人。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仍以故乡的“濂溪”命名书堂，可见其对故乡的感情之深。同时，他最初做州、县地方官时，在湖南任职的经历较多，包括担任郴县县令、桂阳县令、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他在湖南做官时不仅留下了很好的政声、名望，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宋朝“循吏”对儒学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他在任郴县县令时“首修学校以教人”，作《修学记》；任邵州知州时迁建州学作《邵州迁学释菜文》，等等。所以说，周敦颐作为一个出生于湖南、又在湖南留下诸多影响的重要文化人，为后来湖湘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创造了条件。
周敦颐逝世时，并没有在当时引起特别的关注，甚至当时政界、学界的重要人物中，没有人论及此事。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周敦颐的生前好友潘兴嗣撰有《周敦颐墓志铭》，其妹夫蒲宗孟撰有《周敦颐墓碣铭》。他的著作最初也仅由其家族收藏，据潘兴嗣记载，周子“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潘兴嗣.周敦颐墓志铭.周敦颐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90.）在这种状况下，他很可能会被历史遗忘，更不可能拥有他后来的崇高声望、煊赫地位。
周敦颐逝世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他似乎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中。但是，几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南宋初年开始，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开始被唤醒。这时，已经有学者在搜集、整理他留下的学术著作，并开始继续讨论他著作中探讨的问题，修建纪念他的祠堂，创办“濂溪”、“爱莲”等与周敦颐有关命名的书院。而推动人们强化对周敦颐历史记忆的文人学者，恰恰是湖湘学人。正是由于湖湘学者强化了周敦颐的历史地位，因而有关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就有了湖湘文化建构的特别意义。
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安国及其儿子胡寅、胡宏、胡宁等一行因避靖康之乱而隐居湖南，在此创办文定书堂、碧泉书院，潜心治学育人，创立了湖湘学派。其中胡宏“优游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栻.胡子知言序.张栻集，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19.）著有《知言》、《皇王大纪》、《五峰集》等，成为湖湘学派理学体系的奠基人。“东南三贤”之一的理学家张栻，就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后来，张栻主持了著名的岳麓书院，并进一步推动了湖湘学派的繁荣发展。可见，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是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亦是理学史上十分重要的理学家。最早唤起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恰恰正是湖湘学派的几位重要学者。
据胡安国的弟子回忆：南下的胡安国对周敦颐在湖南的遗事很感兴趣，曾向后来担任舂陵太守的向子忞说：“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遗事乎？”（胡铨.道州濂溪祠记，卷四.濂溪志.爱莲堂藏版.）显然，这和程门弟子中流传的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学术授受关系有关。当时，许多程门二传、三传弟子对此事并不得其详。胡安国携全家及门下弟子长期隐居湖南，而周敦颐又恰恰是湖南舂陵人，这种地域的关联性，是激发他们的历史记忆的重要诱因。所以，胡安国的儿子胡宏和弟子胡铨、向子忞是最早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重要人物。受到父亲胡安国的影响，胡宏表现出对周敦颐的特别关注，他编《周子通书》并作序，即朱熹所谓的“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胡宏对周敦颐的《通书》评价甚高，认为“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胡宏.周子通书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161—162.）胡宏将周敦颐的书提到这样高的地位，显然也是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一种特别强化。
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还与胡安国的另外两个弟子向子忞、胡铨有关。向子忞在从学胡安国时，就受到老师的诸多启发教育而十分尊崇周敦颐。后来他在担任道州太守时，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首次建道州濂溪祠，修好后，特请另一位湖湘学者胡铨作《道州濂溪祠记》。胡铨所作的这篇《记》不仅阐述了建设濂溪祠的过程、意义，而且还对周敦颐《通书》中以“诚”为核心的哲学理念作了系统的论述。向子忞创建道州濂溪祠，开创了湖湘地区乃至全国建祠祭祀濂溪之始，此祠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各朝，而且祭祀规格也不断提高。道州濂溪祠的创建，既有弘扬地域性湖湘文化的意义，同时又有弘扬道学文化的普遍意义。
继胡安国、胡宏、向子忞、胡铨之后，作为“一代学者宗师”的湖湘学派掌门人张栻，对强化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确立濂溪之学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在湖南地区广泛地纪念、推崇周濂溪之学。他为重新扩建的道州濂溪祠作记。淳熙五年（1178年）赵汝谊因原祠占地太小而加以扩建，并且立二程像于其中，张栻亲自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还在《记》中特别强调“先生之祠，凡学皆当有之，岂惟舂陵？特在舂陵尤所当先者。”（张栻.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10：577.）事实上，他早就在不断地为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而呼吁和行动。因周敦颐曾任永州通判，零陵太守陈辉于永州州学新建濂溪祠，希望永州士子能够因此而重道崇学，张栻又撰有《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强调周濂溪传道二程，在理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周敦颐于治平四年（1067年）至邵州任知州时，曾迁建州学及文庙，并撰有《邵州迁学释慕文》（载《周子全书》）。乾道九年（1173年）知州胡华时又重新修复邵州州学，张栻撰有《邵州复旧学记》，并特别强调邵州州学是“复旧学”，因而鼓励湖湘士子在其中读书时，要“思夫当时先生所以望于后人者”，将对周敦颐的记忆与文化的传承、开拓结合起来。
其次，张栻不仅在湖南地区大力推崇周敦颐，还在他游宦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周敦颐曾经做官的地方倡导建设濂溪祠堂。广南东路的韶州也是周敦颐做官并留下遗迹的地方，淳熙二年（1175年）詹仪建濂溪祠，张栻为之作《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这一年，张栻正在知静江府任上，他在府学明伦堂旁立三先生祠，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位道学人物。庐山是周敦颐晚年隐居之所，淳熙六年朱熹为南康守时曾创建濂溪祠，张栻作《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张栻为使当时的文化界能够牢牢地记住周敦颐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再次，张栻也继承老师胡宏的做法，通过刊刻周敦颐的著作，以强化对濂溪之学的记忆与传承。朱熹重新修订了濂溪的遗书，将《太极图说》列于《通书》篇首，张栻很同意这样的编排，他在严陵学官刊刻了包括篇首的《太极图说》的《通书》，并撰有《“通书”后跋》。
总之，北宋时期名望并不很高的周敦颐，在南宋初年湖湘学人胡安国、胡宏、胡铨、向子忞、张栻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其学术声望、道学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使其著作能得到广泛的刊行，而且纪念他的祠堂也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纷纷建立。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学者，在湖湘学者的倡导下成为学术文化界瞩目的“道学宗主”，成为“续孟氏千载不传之道”的道统传人。湖湘学者对周敦颐历史记忆的唤醒，与他们在湖湘地区传播理学、创建学派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种历史记忆对地域文化的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周敦颐道学地位的最终确立，还与另一位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密切关系。朱熹与张栻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些重大的学术理念上十分一致，他们在对周敦颐的理解、评价上是相互影响的。但考虑到胡宏、张栻等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的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关联，我们认为张栻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更早、更值得关注。总之，在两代湖湘学人的不懈努力下，加上朱熹在重新诠释濂溪之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使濂溪之学的道学地位最终完全确立。到了宋理宗时代，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被确立后，周敦颐的道学地位也得到了完全的肯定。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赐周敦颐谥号“元公”，淳祐元年（1241年）朝廷又封号“汝南伯”，并从祀孔庙。
二、 濂溪书院的文化记忆
从此之后，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得到空前强化：他的著作被广泛地刊印，有的还进入了官方教科书；他的专祠和以“濂溪”命名的书院已遍布全国。但是，对于湖湘士大夫而言，进一步强化周敦颐的乡贤身份及其地域文化意义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湖南的士大夫、乡绅，不仅仅是要保持对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的文化认同，同时还应强化他在地域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性，即保持对周敦颐乡贤身份和地域文化代表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后来的湖湘士大夫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特别是湖南地区濂溪书院及其濂溪祠的建设，这对周敦颐的乡贤身份与地域文化象征的确立有着特别的意义。
地域文化分成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两个层面，二者既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宋、元、明、清时期，书院是地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是各个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繁荣程度的标志，在文化地理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最高形态，与那种奉诏而建的州县官学不同，它完全是士大夫出于对文化建设、学术发展、教育普及的追求而推动起来的。书院作为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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