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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共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
书院是中国古代形成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www.Pinwenba.com从唐中叶至晚清，书院经历了千年之久的漫长历程。书院制度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最具特色的方面，尤其是古代私学制度发展的结果。它一产生，就受到历代贤士大夫及民间乡绅的重视和支持，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
中国书院盛行千年而不衰，也受到当代学者、教育家的推崇。究其原因，来之于书院制度本身，尤其来之于它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是书院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我们力图对书院精神作一阐述，既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一中国文化的历史现象，也是希望寻求这一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
一、 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
书院的文化特质与精神传统来之于儒家之道，如果说，寺庙是佛教文化的标志，宫观是道教文化的标志，那么，书院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因而，要了解书院的精神特质，首先就要理解儒家之道；只有理解了儒家之道，才能理解儒家士人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审美情趣。而他们所创建的书院，正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以及审美情趣的体现。
士人是古代书院的创办者、主持者。根掘儒家的思想，士人文化使命应该是以“道”为志。这个“志于道”包含着两重意义：第一，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社会，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第二，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自身，走自我道德完善的道路。这也就是孟子提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
因此，士人创办书院总是声明是为了“传道”、“求道”，而“道”实质上总是包含着双重意义：既是士人晋身官僚队伍以“兼善天下”的治国之本，也是士人隐退官场以“独善其身”的修身之本。这样，道就具有了双重特性：一方面，道要具有世俗性，它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道要有超脱性，它能够满足士大夫所谓“独善其身”的精神超越的需要。南宋时期最早创办书院的理学家胡宏说：
贤者之行，智者之见，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见，常溺于俗而与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如果是道仅有超越性，即会“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如果道仅有世俗性，又会“常溺于俗而与俗同流”，这都不是儒家学者所追求的道。而只有“不与俗异，不与俗同”，也就是既有超越性、又有世俗性，才是书院所探求的道。胡宏所以创办书院讲学，并且倡导这种道的精神，他显然认为，道既是中国古文化的精要，也是书院精神生命的所在。
因此，书院能够成为儒家士人的精神家园，完全在于它是儒家士人的修道之所。士人们总是把书院作为广泛的文化活动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学术、传授学业、校勘经籍、以文会友、祭祀先师、收藏图书、修身养性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书院看作是儒家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但是，士文化的内核是他们所关怀的道，书院作为士人文化教育组织的根本点即在于它是儒家修道之所，它具体的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
以道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文化，广泛地体现在书院的建置、规制、学术、学规等各个方面。这里，主要从书院的建筑和环境(外在物质文化)和建院宗旨(内在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作为儒家文化的书院作一解析。
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书院的建筑及自然环境是最直接的物质实体形式，儒家的全部文化教育活动必须借助于它才能展开。书院建筑及环境配置作为书院物质文化的意义，不是由于它的砖瓦材料和建造工艺，而在于它融入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生理想等文化观念，即融入了儒家之道的观念。
士人们创建书院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静优美的名胜之地。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大诗人李白至此曾发出赞叹：“余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峻伟奇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而此地素有“岳麓之胜，甲于湘楚”的美称。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脚下，那里正是著名的五岳之一。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此又“奇崛耸拔，中高而外秀”，也是隐居读书的好地方。士人不仅注重对书院的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还十分注重书院内部环境的建设。他们总是在书院建筑群周围种植竹、桂、松、梅、兰等植物，并参差配置亭、台和小桥流水，构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书院园林。清代岳麓书院还建置了“八景”，它们是风荷晚香、柳塘烟晓、桃坞红霞、桐荫别径、竹林冬翠、花墩坐月、曲涧鸣泉、碧沼观鱼。士人们这样刻意追求书院的自然环境，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审美情趣。他们努力追求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和自我道德完善，总是把置身于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于山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也是人和道的悠然合一，这正体现了“道”的超越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儒家创建书院又有世俗性追求的一面。因为儒家的“道”从来就是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又会反映在书院建筑之中。如果说，儒家士人们把书院建在山林是体现道的超越性，而其秩序谨严的书院建筑又分明地体现了道的世俗性，这正反映了创办书院的士人总是“其身虽在山林之中，其心无异于庙堂之上”。一般而言，每一所书院都是包括讲堂、斋舍、书楼、祠堂在内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的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那贯穿全院的中轴线、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每座建筑的形状装饰等，都必须服从于纲常礼教秩序。那些有幸获得朝廷赐额、赐书的书院，总是把帝王御书的匾额置于书院最显著的位置，为保存赐书的“御书楼”，又是书院建筑群中位置最高的楼阁建筑，以显示皇权的威严。书院内部的门柱四壁上还嵌刻、悬挂有“忠孝廉节”、“整齐严肃”等各种院训学规，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重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道的世俗性的一面。
可见，书院建筑及环境作为书院物质文化，正体现了儒家之道的双重意义和特性。在风景秀丽的山林修建严谨的礼教秩序的书院建筑，这正是儒家文化生动、形象的体现，是儒家之道的象征。
其次，我们还将从书院的创建宗旨，即其内在思想观念方面，看书院是如何体现儒家文化的特点的。儒家士人创办书院时，常常以求道、传道相标榜，反对以科举利禄为办学目的。因此，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就成为儒家士人们的精神追求。张栻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把传道和科举利禄对立起来，因为他在书院所探求的道具有“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士人能够摆脱现实功利的引诱，体现出一种超世脱俗的独立精神。所以，士人们总是把书院看成是求道、传道，即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早在唐五代书院萌芽时期，一批文人学士或因战乱频繁、仕途艰险，或因官场倾轧、政治黑暗，故而隐身山林，读书自学，并把自己的隐身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可见，书院从萌芽之日起，就和士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以后，书院演变发展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隐身山林的学者士人不仅自己读书治学，还要传道授业、培养新一代士人，但这并没有改变士人创建书院的初衷：作为一种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所以，历代创办或讲学书院的士大夫们，往往是那些不愿失身官场黑暗的隐居者，以及因种种原因而仕途艰难的失意者。他们往往会把书院看成是逃避现实政治的场所，以实践孔子“无道则隐”、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宋、元、明、清的大量书院，就成为这些士大夫隐身求学之所。
但是，道本身又包含着世俗性的一面。张栻在为创办岳麓书院所作的记中也肯定，道就体现在“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那么，士人不同于宗教僧侣之处就在于，他们决不会在完全的超世脱俗中获得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最终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的世俗生活联系起来。所以，士人又往往不能不正视科举考试，因为科举考试是他们步入政界、治国平天下的唯一途径。这就产生了书院文化的一个最奇特现象：它常常高举反对科举之学旗帜，但又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科举的影响和控制。在书院千年的办学历史中，科举之学似乎并没有在书院销声匿迹，恰恰相反，随着书院史的发展，科举之学的影响也日益严重。就是那些理学大师，也不是绝对阻止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出仕做官的机会。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大讲“义利之辨”时，他也认为：“科举取仕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因为士人只有投身于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做官的资格，也才能实现他们以“道”济天下的文化理想。
所以，士人们又把书院看成是晋身官场、踏入仕途的阶梯，没有这一点，书院文化同样不能得到完整体现。事实上，士人从来就是把做官显身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即使隐居山林读书治学也不会绝对放弃出仕的机会。他们或是因为受到朝廷冷落，或是不愿与黑暗政治势力同流合污。但是，只要重新受到朝廷起用，或是一旦朝廷“圣明”，他们还是会出仕做官的。那么，通过创办书院讲学，标榜“求道”、“传道”，完全是与儒家“兼善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的。
一千多年来，书院之所以不断得到儒家士大夫的推崇，并受到后世文人学者的极其向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的内在联系，儒家之道在书院文化及书院精神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二、 书院精神与中国教育传统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其主要目的当然是培养人才。书院在全国各地乃至山林乡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而这个书院群体又承担着各个历史时期以儒家文化去培养人才的功能。那些著名书院在传播文化、培养人才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年，南宋时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该书院时，求学者络绎不绝，以致当时留下“道林三百僧，书院一千徒”的民谚。黄宗羲、全祖望编著《宋元学案》，专门将张栻在岳麓书院培养的著名弟子列成《南轩学案》、《岳麓诸儒学案》等，他们既是一批学者，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等。其中有被《宋史》称为“一时之英才”的吴猎，有被《宋史》称为“学识正大”的彭龟年，有抗金的著名将领赵方，有被认为是“通务之才”的陈琦等。这些学生在南宋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学术、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代以后，岳麓书院又涌现出了一大批人才，在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政治改革家陶澍，“湘军集团”洋务派的主要首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第一个驻外公使、著名外交家郭嵩焘，由维新走向革命的政治家唐才常、沈荩，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等，均是岳麓书院培养教育出来的，所以岳麓书院大门挂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
书院教育所以能够起到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同书院的精神传统有关。书院精神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就在于它鲜明地体现了儒家人文教育的理念，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的典范。
书院精神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两个方面，下面分别予以讲述。
（一） 书院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学术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学派像儒家学派那样以教育为重心来建立思想体系；在世界各种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像儒家文化那样以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儒家对教育的重视，已经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文化现象。可以肯定，儒家学说本身包含着当时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教育学说。
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儒家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儒家终生以“道”为志，儒家所追求的道其实就是“人道”，即所谓“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强烈的人文关怀主要有两种途径来实现：以道易天下和以道教天下。前者是治国平天下，后者是治学讲学。所以，通过治学讲学的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以道教天下，从来就是儒者的最重要职责。而且，这也使得儒家教育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儒家的人文教育，坚持将教育价值定位于“人道”化的社会群体。但要建设一个合乎道德理想的和谐群体，必须使社会成员成为具有善良品格、道德素质的个人，尤其要能培养出一种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承担社会理想的主体性人格。儒家教育目标始终是道德完善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人文教育所关注的重点，包括人的社会与社会的人。
所以，书院教育的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对道德人格的关注。在儒家教育理念中，充满着一种推崇主体性人格的人文精神。儒家教育所关切的，就是如何从洒扫应对的礼仪中，将自己培养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主体；如何将自我内在的潜能，发展成为一种“与天地合德”的宇宙精神。这样，书院教育始终致力于这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如何培养出主体性道德人格。
唐宋以来，官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学校教育和科举取仕结合起来。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应付科举考试以走上仕途。官学教育因此而流为科举的附庸，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弊端。宋儒们看到了官学教育的通病，朱熹批评说：“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教者为科举而教，学者为科举而学，结果是“风俗日敝，人才日衰”。
为了纠正官学的弊端，宋儒为书院提出了新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传统，以道德人格为书院教育的目的。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提示》，在书院史上有广泛的影响，首先在于它讲明了书院的教学目的。朱熹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认为书院的教育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进行义理教育、道德修身，以培养出合乎儒家道德标准的理想人格。南宋其他理学家在书院教育目的方面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如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他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一文中亦主张，书院应反对“群居佚谈”、“科举利禄”等习气，主张“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为教育目的。南宋时期理学家们开创了理学和书院结合的局面，同样也奠定了书院以儒家人格理想为宗旨的教育目的。
南宋后期，尤其到了元、明、清时期，理学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本身又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书院教育也和科举考试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尽管如此，仍有大量书院保持了自己的教育宗旨，尤其是那些由名儒主持的书院。如明代王守仁创办书院，就明确反对以科举为目的的教学，他批判官学那种“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的教育，主张书院教育是启发良知、培养圣人，提出“圣人之学，惟是致良知而已”。这些理学家都要求书院教育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以理想的道德人格培养作为书院教育的目标。
由于书院教育思想具有重视人格教育的人文特征，并自觉实现孔子的“成人之教”、“为仁由己”，孟子的“自得之学”、“尽心、知性、知天”，故而能够体现一种发展主体人格的人文教育特色。书院的这种教育观念及其特色，表现出浓厚的人文教育气息。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人格教育方法总是坚持行为践履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首先看道德行为训练。儒家所推崇的主体性人格总是和外在的伦理规范、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自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人生境界，其“从心所欲”的意志自由和“不逾矩”的规范遵循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培养主体性人格，首先应加强对学生关于良好的道德习惯、行为模式的训练。人格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行为模式的训练。书院教育总是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将自我置于礼仪之中，使主体的内在性情、意志和外在的礼仪融为一体。主持书院的教育家们都重视这一点，明代教育家王守仁说：
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入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尽管那些洒扫应对、周旋揖让的礼节本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和强制，而心智筋骸、志意性情的活动则是一种内在的身心，但通过有目的的教育和训练，就可以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一种“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和“渐入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的境地。
其次看道德理性的培养。主体性人格是建立在道德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书院教育亦十分重视道德理性的培养。道德理性的获得，首先是和“穷理”、“致知”的知识学习分不开的。所以书院教育从来是将读书明理、格物致知作为主要方面。朱熹是这种道德理性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要求学者通过格物穷理的途径，将外在的万理与内在的心知结合起来。他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里的天下之理主要是儒家倡导的伦理规范、知识体系，而人心之知也是儒家教育所要培养的道德理性。一切士君子如果具有了这种道德理性，就能够自觉承担仁道的价值，成就一个具有伦理主体精神的自由人格。
（二） 书院的教育实践
书院自产生以后，在教书育人方面独树一帜，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官学的特点。譬如，创办或主持书院者往往是一些名师大儒，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能吸引立志于学的学生，而且书院在教学方面又独具特色，形成了一整套包括自由讲学、会讲论辩、教学与学术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与制度。所以，书院自创办以来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现在，我们分别讨论书院的教育实践形式。
首先，我们看看书院的自主讲学。
自主讲学本是中国古代私学教育的传统。从先秦诸子创办私学，到汉代儒家学者创办精舍、魏晋名士清谈讲学，古代私学的自主讲学传统一直延续不绝。书院出现之后，很快成为儒家学者实现自主讲学的基地。书院和理学同时兴起，理学最初还只是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推崇。理学家们主要是利用书院进行自主讲学，研习、讨论、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自主讲学就成为书院教学形式的一大特色。
书院实现自主讲学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由学者进行学术传授式的讲学。宋明时期，那些著名理学家皆利用书院传授自己的学术观点，如南宋的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等就是如此，书院势必成为各学派学者的学术基地。到了明代，心学思潮兴起，心学一派为传授自己新的学术观点，又利用书院展开自主讲学。可见，书院成为宋明以后各家各派学者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大本营。
第二种自主讲学的方式是会讲或讲会。会讲是指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聚会讲学，以辨析异同，争辩是非。讲会则是把上述会讲发展成一种学术组织，即由学者们定期聚会讲学的组织。会讲、讲会允许不同学派同时自主讲学，类似于今天的学术讨论会，它能够体现出“百家争鸣”的精神。不仅学术传授式的自主讲学是古代私学的教学传统，会讲、讲会也是如此。早在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官，就有一种“期会”的讲学方式，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教师之间或教师和学生之间定期在学宫展开公开辩论，进行学术争鸣。魏晋时期，各家各派的名士亦常常相聚在一起，分主客两方展开学术争辩。宋代书院形成之后，出现了会讲的教学方式，和稷下学官的“期会”、魏晋名士清谈一样，会讲亦是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在书院内展开学术争鸣，书院成为他们展开自由讲学、学术争鸣的阵地。宋代著名的会讲有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探讨“《中庸》之义”的“岳麓之会”，还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在江西铅山鹅湖寺就“为学之方”而展开学术争鸣的“鹅湖之会”。两次会讲均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到了明、清两代，上述会讲发展成一种定期举行的组织和制度，被称为“讲会”。一般在举行讲会时，院内师生全部参加，院外人士亦可参加。在会上，参加者对讨论议题、儒家经典的理解各抒己见，或者展开问难论辩，或者交流学习心得。明清时期的讲会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各个书院还为讲会制定了专门的规约，对讲会的宗旨、组织、日期、仪式、经费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通过讲会，学者们将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统一起来，体现出书院的自主讲学和百家争鸣的精神。当有人问明代学者吕柟，书院讲学者观点不同如何办时，吕柟回答说：“不同乃所以讲学，同矣，又安用讲耶?”允许不同观点的人会讲论辩，是书院实行自主讲学的一种典型方式。
自主讲学和学术研究具有内在的联系。学者们所以要求自主讲学，是因为他们在独立的学术研究中产生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样，学术研究总是要借助于自主讲学才能深入探索和广泛传播。这样，古代书院的自主讲学一直和学术思潮的演变、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家各派的思想家都创立书院讲学，同时也开展学术研究。所以，书院产生后，成为宋代以后学术研究的基地，推动了这段时期学术思潮的发展。南宋的绝大部分理学家，如杨时、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黄干、真德秀、魏了翁等，都在创立或主持书院传播理学的同时，进行独立探索的学术研究活动。这样，书院既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明代王阳明、湛若水及其弟子们为推动其学说的研究与传播，努力发展实行自由讲学的书院，书院亦成为心学学术思潮的大本营。明清之际，为纠正王学末流空疏之弊，学术思想界兴起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倡导实学的思想家们同样利用了书院这个自由讲学的阵地。如顾宪成、高攀龙讲学的东林书院，黄宗羲讲学的证人书院，李二曲主讲的关中书院，颜元创办的漳南书院。这些书院成为传播实学的著名学府和研究实学的学术基地，在中国古代的实学思潮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乾嘉汉学兴起以后，清代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均创办、主讲书院，如惠栋主讲紫阳书院，戴震主讲金华书院，钱大昕主讲钟山书院、紫阳书院等，这些书院对汉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书院能够把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结合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主讲学是其重要的原因。当时许多书院，尤其是那些著名书院的主持者都是学术界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在书院讲述自己正在研究的学术问题，并和学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另外，学术大师之间、学生之间也积极开展学术讨论。这些形式既属于课堂讨论的教学活动，又属于学术讨论的研究活动。
其次，我们看看书院的自学精神。
书院教育方法具有显著的特色，总是坚持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
书院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共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
书院是中国古代形成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www.Pinwenba.com从唐中叶至晚清，书院经历了千年之久的漫长历程。书院制度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最具特色的方面，尤其是古代私学制度发展的结果。它一产生，就受到历代贤士大夫及民间乡绅的重视和支持，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
中国书院盛行千年而不衰，也受到当代学者、教育家的推崇。究其原因，来之于书院制度本身，尤其来之于它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是书院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我们力图对书院精神作一阐述，既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一中国文化的历史现象，也是希望寻求这一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
一、 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
书院的文化特质与精神传统来之于儒家之道，如果说，寺庙是佛教文化的标志，宫观是道教文化的标志，那么，书院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因而，要了解书院的精神特质，首先就要理解儒家之道；只有理解了儒家之道，才能理解儒家士人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审美情趣。而他们所创建的书院，正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以及审美情趣的体现。
士人是古代书院的创办者、主持者。根掘儒家的思想，士人文化使命应该是以“道”为志。这个“志于道”包含着两重意义：第一，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社会，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第二，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自身，走自我道德完善的道路。这也就是孟子提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
因此，士人创办书院总是声明是为了“传道”、“求道”，而“道”实质上总是包含着双重意义：既是士人晋身官僚队伍以“兼善天下”的治国之本，也是士人隐退官场以“独善其身”的修身之本。这样，道就具有了双重特性：一方面，道要具有世俗性，它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道要有超脱性，它能够满足士大夫所谓“独善其身”的精神超越的需要。南宋时期最早创办书院的理学家胡宏说：
贤者之行，智者之见，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见，常溺于俗而与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如果是道仅有超越性，即会“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如果道仅有世俗性，又会“常溺于俗而与俗同流”，这都不是儒家学者所追求的道。而只有“不与俗异，不与俗同”，也就是既有超越性、又有世俗性，才是书院所探求的道。胡宏所以创办书院讲学，并且倡导这种道的精神，他显然认为，道既是中国古文化的精要，也是书院精神生命的所在。
因此，书院能够成为儒家士人的精神家园，完全在于它是儒家士人的修道之所。士人们总是把书院作为广泛的文化活动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学术、传授学业、校勘经籍、以文会友、祭祀先师、收藏图书、修身养性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书院看作是儒家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但是，士文化的内核是他们所关怀的道，书院作为士人文化教育组织的根本点即在于它是儒家修道之所，它具体的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
以道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文化，广泛地体现在书院的建置、规制、学术、学规等各个方面。这里，主要从书院的建筑和环境(外在物质文化)和建院宗旨(内在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作为儒家文化的书院作一解析。
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书院的建筑及自然环境是最直接的物质实体形式，儒家的全部文化教育活动必须借助于它才能展开。书院建筑及环境配置作为书院物质文化的意义，不是由于它的砖瓦材料和建造工艺，而在于它融入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生理想等文化观念，即融入了儒家之道的观念。
士人们创建书院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静优美的名胜之地。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大诗人李白至此曾发出赞叹：“余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峻伟奇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而此地素有“岳麓之胜，甲于湘楚”的美称。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脚下，那里正是著名的五岳之一。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此又“奇崛耸拔，中高而外秀”，也是隐居读书的好地方。士人不仅注重对书院的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还十分注重书院内部环境的建设。他们总是在书院建筑群周围种植竹、桂、松、梅、兰等植物，并参差配置亭、台和小桥流水，构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书院园林。清代岳麓书院还建置了“八景”，它们是风荷晚香、柳塘烟晓、桃坞红霞、桐荫别径、竹林冬翠、花墩坐月、曲涧鸣泉、碧沼观鱼。士人们这样刻意追求书院的自然环境，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审美情趣。他们努力追求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和自我道德完善，总是把置身于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于山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也是人和道的悠然合一，这正体现了“道”的超越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儒家创建书院又有世俗性追求的一面。因为儒家的“道”从来就是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又会反映在书院建筑之中。如果说，儒家士人们把书院建在山林是体现道的超越性，而其秩序谨严的书院建筑又分明地体现了道的世俗性，这正反映了创办书院的士人总是“其身虽在山林之中，其心无异于庙堂之上”。一般而言，每一所书院都是包括讲堂、斋舍、书楼、祠堂在内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的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那贯穿全院的中轴线、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每座建筑的形状装饰等，都必须服从于纲常礼教秩序。那些有幸获得朝廷赐额、赐书的书院，总是把帝王御书的匾额置于书院最显著的位置，为保存赐书的“御书楼”，又是书院建筑群中位置最高的楼阁建筑，以显示皇权的威严。书院内部的门柱四壁上还嵌刻、悬挂有“忠孝廉节”、“整齐严肃”等各种院训学规，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重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道的世俗性的一面。
可见，书院建筑及环境作为书院物质文化，正体现了儒家之道的双重意义和特性。在风景秀丽的山林修建严谨的礼教秩序的书院建筑，这正是儒家文化生动、形象的体现，是儒家之道的象征。
其次，我们还将从书院的创建宗旨，即其内在思想观念方面，看书院是如何体现儒家文化的特点的。儒家士人创办书院时，常常以求道、传道相标榜，反对以科举利禄为办学目的。因此，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就成为儒家士人们的精神追求。张栻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把传道和科举利禄对立起来，因为他在书院所探求的道具有“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士人能够摆脱现实功利的引诱，体现出一种超世脱俗的独立精神。所以，士人们总是把书院看成是求道、传道，即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早在唐五代书院萌芽时期，一批文人学士或因战乱频繁、仕途艰险，或因官场倾轧、政治黑暗，故而隐身山林，读书自学，并把自己的隐身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可见，书院从萌芽之日起，就和士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以后，书院演变发展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隐身山林的学者士人不仅自己读书治学，还要传道授业、培养新一代士人，但这并没有改变士人创建书院的初衷：作为一种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所以，历代创办或讲学书院的士大夫们，往往是那些不愿失身官场黑暗的隐居者，以及因种种原因而仕途艰难的失意者。他们往往会把书院看成是逃避现实政治的场所，以实践孔子“无道则隐”、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宋、元、明、清的大量书院，就成为这些士大夫隐身求学之所。
但是，道本身又包含着世俗性的一面。张栻在为创办岳麓书院所作的记中也肯定，道就体现在“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那么，士人不同于宗教僧侣之处就在于，他们决不会在完全的超世脱俗中获得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最终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的世俗生活联系起来。所以，士人又往往不能不正视科举考试，因为科举考试是他们步入政界、治国平天下的唯一途径。这就产生了书院文化的一个最奇特现象：它常常高举反对科举之学旗帜，但又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科举的影响和控制。在书院千年的办学历史中，科举之学似乎并没有在书院销声匿迹，恰恰相反，随着书院史的发展，科举之学的影响也日益严重。就是那些理学大师，也不是绝对阻止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出仕做官的机会。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大讲“义利之辨”时，他也认为：“科举取仕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因为士人只有投身于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做官的资格，也才能实现他们以“道”济天下的文化理想。
所以，士人们又把书院看成是晋身官场、踏入仕途的阶梯，没有这一点，书院文化同样不能得到完整体现。事实上，士人从来就是把做官显身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即使隐居山林读书治学也不会绝对放弃出仕的机会。他们或是因为受到朝廷冷落，或是不愿与黑暗政治势力同流合污。但是，只要重新受到朝廷起用，或是一旦朝廷“圣明”，他们还是会出仕做官的。那么，通过创办书院讲学，标榜“求道”、“传道”，完全是与儒家“兼善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的。
一千多年来，书院之所以不断得到儒家士大夫的推崇，并受到后世文人学者的极其向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的内在联系，儒家之道在书院文化及书院精神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二、 书院精神与中国教育传统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其主要目的当然是培养人才。书院在全国各地乃至山林乡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而这个书院群体又承担着各个历史时期以儒家文化去培养人才的功能。那些著名书院在传播文化、培养人才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年，南宋时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该书院时，求学者络绎不绝，以致当时留下“道林三百僧，书院一千徒”的民谚。黄宗羲、全祖望编著《宋元学案》，专门将张栻在岳麓书院培养的著名弟子列成《南轩学案》、《岳麓诸儒学案》等，他们既是一批学者，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等。其中有被《宋史》称为“一时之英才”的吴猎，有被《宋史》称为“学识正大”的彭龟年，有抗金的著名将领赵方，有被认为是“通务之才”的陈琦等。这些学生在南宋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学术、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代以后，岳麓书院又涌现出了一大批人才，在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政治改革家陶澍，“湘军集团”洋务派的主要首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第一个驻外公使、著名外交家郭嵩焘，由维新走向革命的政治家唐才常、沈荩，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等，均是岳麓书院培养教育出来的，所以岳麓书院大门挂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
书院教育所以能够起到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同书院的精神传统有关。书院精神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就在于它鲜明地体现了儒家人文教育的理念，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的典范。
书院精神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两个方面，下面分别予以讲述。
（一） 书院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学术流派中，没有哪一个学派像儒家学派那样以教育为重心来建立思想体系；在世界各种文化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像儒家文化那样以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儒家对教育的重视，已经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文化现象。可以肯定，儒家学说本身包含着当时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教育学说。
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儒家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儒家终生以“道”为志，儒家所追求的道其实就是“人道”，即所谓“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强烈的人文关怀主要有两种途径来实现：以道易天下和以道教天下。前者是治国平天下，后者是治学讲学。所以，通过治学讲学的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以道教天下，从来就是儒者的最重要职责。而且，这也使得儒家教育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儒家的人文教育，坚持将教育价值定位于“人道”化的社会群体。但要建设一个合乎道德理想的和谐群体，必须使社会成员成为具有善良品格、道德素质的个人，尤其要能培养出一种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承担社会理想的主体性人格。儒家教育目标始终是道德完善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人文教育所关注的重点，包括人的社会与社会的人。
所以，书院教育的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对道德人格的关注。在儒家教育理念中，充满着一种推崇主体性人格的人文精神。儒家教育所关切的，就是如何从洒扫应对的礼仪中，将自己培养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主体；如何将自我内在的潜能，发展成为一种“与天地合德”的宇宙精神。这样，书院教育始终致力于这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如何培养出主体性道德人格。
唐宋以来，官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学校教育和科举取仕结合起来。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应付科举考试以走上仕途。官学教育因此而流为科举的附庸，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弊端。宋儒们看到了官学教育的通病，朱熹批评说：“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教者为科举而教，学者为科举而学，结果是“风俗日敝，人才日衰”。
为了纠正官学的弊端，宋儒为书院提出了新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传统，以道德人格为书院教育的目的。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提示》，在书院史上有广泛的影响，首先在于它讲明了书院的教学目的。朱熹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认为书院的教育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进行义理教育、道德修身，以培养出合乎儒家道德标准的理想人格。南宋其他理学家在书院教育目的方面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如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他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一文中亦主张，书院应反对“群居佚谈”、“科举利禄”等习气，主张“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为教育目的。南宋时期理学家们开创了理学和书院结合的局面，同样也奠定了书院以儒家人格理想为宗旨的教育目的。
南宋后期，尤其到了元、明、清时期，理学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本身又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书院教育也和科举考试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尽管如此，仍有大量书院保持了自己的教育宗旨，尤其是那些由名儒主持的书院。如明代王守仁创办书院，就明确反对以科举为目的的教学，他批判官学那种“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的教育，主张书院教育是启发良知、培养圣人，提出“圣人之学，惟是致良知而已”。这些理学家都要求书院教育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以理想的道德人格培养作为书院教育的目标。
由于书院教育思想具有重视人格教育的人文特征，并自觉实现孔子的“成人之教”、“为仁由己”，孟子的“自得之学”、“尽心、知性、知天”，故而能够体现一种发展主体人格的人文教育特色。书院的这种教育观念及其特色，表现出浓厚的人文教育气息。值得注意的是，书院的人格教育方法总是坚持行为践履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首先看道德行为训练。儒家所推崇的主体性人格总是和外在的伦理规范、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自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人生境界，其“从心所欲”的意志自由和“不逾矩”的规范遵循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要培养主体性人格，首先应加强对学生关于良好的道德习惯、行为模式的训练。人格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行为模式的训练。书院教育总是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将自我置于礼仪之中，使主体的内在性情、意志和外在的礼仪融为一体。主持书院的教育家们都重视这一点，明代教育家王守仁说：
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入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尽管那些洒扫应对、周旋揖让的礼节本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和强制，而心智筋骸、志意性情的活动则是一种内在的身心，但通过有目的的教育和训练，就可以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一种“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和“渐入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的境地。
其次看道德理性的培养。主体性人格是建立在道德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书院教育亦十分重视道德理性的培养。道德理性的获得，首先是和“穷理”、“致知”的知识学习分不开的。所以书院教育从来是将读书明理、格物致知作为主要方面。朱熹是这种道德理性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要求学者通过格物穷理的途径，将外在的万理与内在的心知结合起来。他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里的天下之理主要是儒家倡导的伦理规范、知识体系，而人心之知也是儒家教育所要培养的道德理性。一切士君子如果具有了这种道德理性，就能够自觉承担仁道的价值，成就一个具有伦理主体精神的自由人格。
（二） 书院的教育实践
书院自产生以后，在教书育人方面独树一帜，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官学的特点。譬如，创办或主持书院者往往是一些名师大儒，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声望很高，能吸引立志于学的学生，而且书院在教学方面又独具特色，形成了一整套包括自由讲学、会讲论辩、教学与学术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与制度。所以，书院自创办以来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现在，我们分别讨论书院的教育实践形式。
首先，我们看看书院的自主讲学。
自主讲学本是中国古代私学教育的传统。从先秦诸子创办私学，到汉代儒家学者创办精舍、魏晋名士清谈讲学，古代私学的自主讲学传统一直延续不绝。书院出现之后，很快成为儒家学者实现自主讲学的基地。书院和理学同时兴起，理学最初还只是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推崇。理学家们主要是利用书院进行自主讲学，研习、讨论、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自主讲学就成为书院教学形式的一大特色。
书院实现自主讲学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由学者进行学术传授式的讲学。宋明时期，那些著名理学家皆利用书院传授自己的学术观点，如南宋的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等就是如此，书院势必成为各学派学者的学术基地。到了明代，心学思潮兴起，心学一派为传授自己新的学术观点，又利用书院展开自主讲学。可见，书院成为宋明以后各家各派学者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大本营。
第二种自主讲学的方式是会讲或讲会。会讲是指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聚会讲学，以辨析异同，争辩是非。讲会则是把上述会讲发展成一种学术组织，即由学者们定期聚会讲学的组织。会讲、讲会允许不同学派同时自主讲学，类似于今天的学术讨论会，它能够体现出“百家争鸣”的精神。不仅学术传授式的自主讲学是古代私学的教学传统，会讲、讲会也是如此。早在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官，就有一种“期会”的讲学方式，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教师之间或教师和学生之间定期在学宫展开公开辩论，进行学术争鸣。魏晋时期，各家各派的名士亦常常相聚在一起，分主客两方展开学术争辩。宋代书院形成之后，出现了会讲的教学方式，和稷下学官的“期会”、魏晋名士清谈一样，会讲亦是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在书院内展开学术争鸣，书院成为他们展开自由讲学、学术争鸣的阵地。宋代著名的会讲有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探讨“《中庸》之义”的“岳麓之会”，还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在江西铅山鹅湖寺就“为学之方”而展开学术争鸣的“鹅湖之会”。两次会讲均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到了明、清两代，上述会讲发展成一种定期举行的组织和制度，被称为“讲会”。一般在举行讲会时，院内师生全部参加，院外人士亦可参加。在会上，参加者对讨论议题、儒家经典的理解各抒己见，或者展开问难论辩，或者交流学习心得。明清时期的讲会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各个书院还为讲会制定了专门的规约，对讲会的宗旨、组织、日期、仪式、经费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通过讲会，学者们将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统一起来，体现出书院的自主讲学和百家争鸣的精神。当有人问明代学者吕柟，书院讲学者观点不同如何办时，吕柟回答说：“不同乃所以讲学，同矣，又安用讲耶?”允许不同观点的人会讲论辩，是书院实行自主讲学的一种典型方式。
自主讲学和学术研究具有内在的联系。学者们所以要求自主讲学，是因为他们在独立的学术研究中产生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样，学术研究总是要借助于自主讲学才能深入探索和广泛传播。这样，古代书院的自主讲学一直和学术思潮的演变、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家各派的思想家都创立书院讲学，同时也开展学术研究。所以，书院产生后，成为宋代以后学术研究的基地，推动了这段时期学术思潮的发展。南宋的绝大部分理学家，如杨时、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黄干、真德秀、魏了翁等，都在创立或主持书院传播理学的同时，进行独立探索的学术研究活动。这样，书院既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明代王阳明、湛若水及其弟子们为推动其学说的研究与传播，努力发展实行自由讲学的书院，书院亦成为心学学术思潮的大本营。明清之际，为纠正王学末流空疏之弊，学术思想界兴起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倡导实学的思想家们同样利用了书院这个自由讲学的阵地。如顾宪成、高攀龙讲学的东林书院，黄宗羲讲学的证人书院，李二曲主讲的关中书院，颜元创办的漳南书院。这些书院成为传播实学的著名学府和研究实学的学术基地，在中国古代的实学思潮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乾嘉汉学兴起以后，清代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均创办、主讲书院，如惠栋主讲紫阳书院，戴震主讲金华书院，钱大昕主讲钟山书院、紫阳书院等，这些书院对汉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书院能够把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结合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主讲学是其重要的原因。当时许多书院，尤其是那些著名书院的主持者都是学术界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在书院讲述自己正在研究的学术问题，并和学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另外，学术大师之间、学生之间也积极开展学术讨论。这些形式既属于课堂讨论的教学活动，又属于学术讨论的研究活动。
其次，我们看看书院的自学精神。
书院教育方法具有显著的特色，总是坚持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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