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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与岳麓书院学统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
岳麓书院之所以能在南宋走向鼎盛，是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的。作为“一代学者宗师”的张栻，是岳麓书院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岳麓书院拓展了湖湘学派，而且奠定了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学术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岳麓书院的千年办学历史。
一、 张栻及其著述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人。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于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官至丞相。
张栻自幼随父乔居外地。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乞祠寓居长沙，张栻侍居。绍兴十六年，又随父寓居连州。是年宋高宗尝问张浚：“卿儿想甚长成?”浚答道：“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胡宗懋.张宣公年谱，卷上.胡氏梦选楼刊本，1932.）绍兴十七年张栻15岁时，从连州知州王大宝问学。绍兴二十年，张栻随父至永州。绍兴三十一年春，上诏张浚湖南路任，张栻遂与其父归长沙。是年，张栻禀父命，从学胡宏，得河南二程之学。次年，张栻随父在都督府任参佐，他“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长春出版社，1999.）。隆兴二年(1164年)八月张浚逝世，归葬潭州，张栻护父灵回长沙。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次年成，请张栻作记并主教其中。乾道五年经刘珙推荐，张栻除知抚州，未及上任改知严州(今属浙江)。乾道六年又被召为吏部侍郎，兼起居侍郎官、兼侍讲。第二年六月出任知袁州(今属江西)。是年底罢归长沙。淳熙元年(1174年)诏知静江(今属广西)，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淳熙五年(1178年)改知江陵(今属湖北)。淳熙七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同年八月病逝，年仅48岁。宋宁宗嘉定年间赐谥宣，史称张宣公。宋理宗淳祐年间诏以孔庙。
张栻以一个“忠君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在理学家中间。这首先体现在其抗金的爱国言行方面。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一生以收复中原为职志。张栻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朱熹称其“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张栻应诏赴行，曾奏言孝宗说：“陛下上念祖宗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胡宗茂编.张宣公年谱，卷上.胡氏梦选楼刊本，1932.）孝宗异其言，于是始定“君臣之契”。以后，张栻又屡次上疏，建议朝廷坚持抗金，“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但他也不赞成盲目进军，而是主张修德立政，养民练兵，充分做好抗战的准备。他奏请孝宗：“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为一事。”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他尤其重视“民心”在抗金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要得“吾民之心”，则关键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他把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同抗金救国的现实政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张栻“忠君爱国”的形象，还体现在其“奋不顾身以任其责”的贬抑权贵、仗义执言方面。张栻曾在朝廷供职，每进对，总是毫无拘束地将自己的政治见解阐发出来，“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倖、屏谗谀之意”。因而他在朝廷任职时间不长，屡因权臣近幸所忌惮而遭排挤。但他无所畏惧，即使在病危之时，仍手疏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对于朝廷巧立名目、聚剑财赋，他总是直言规劝，将掠夺民物的所谓“均输”称之为“不过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对于君主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也敢于犯颜力谏，进言说：“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由于张栻总是以犯颜力谏作为臣子的道德准则，因而对敢于犯颜力谏者十分推崇。《宋史·张栻传》载：“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
张栻是一个理学家、教育家，他的名望和成就主要在于倡明道学，从事理学教育等方面。张栻本人就是在儒学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据朱熹的《神道碑》所云：“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但真正作为一个理学家，则由于他受的理学教育。从学术师承来看，他受学于衡山胡宏的湖湘之学。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他于衡山拜胡宏为师，终于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的理学家。据他本人所记：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绍兴三十一年)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答陈平甫.南轩集，卷二十六.）
张栻于衡山求学胡宏并不顺利，起初胡宏不愿收他，“钦夫涕泣求见，遂得湖湘之传”。宋元学案，卷二十.元城学案.经过一番反复，他终于获得湖湘学之传，成为湖湘学派一代宗师。他的学术事业真正开始于此。胡宏高兴地说：“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胡宏.与孙正孺.五峰集，卷二.）张栻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上承二程的理学，又得胡宏的传授，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宗师，把湖湘之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淳之盛”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理学家中，如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大多是在家学熏陶、私学传授中成为理学宗师的。而和上述理学家齐名的张栻，虽然也受家学影响，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书院教育。胡宗懋编《张宣公年谱》载：
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九岁。……春，先生侍忠献公旋潭州，谒拜胡五峰于碧泉书堂。五峰见之，知为大器，即告以所闻圣门论仁亲切之旨。先生退而思之，若有得也。
可见，张栻是在湘潭碧泉书堂受教于湖湘学大师胡宏的有人根据《衡山县志》等史志记载，认为张栻从学胡宏于南岳紫云峰下的文定书堂。此为误。《南轩集》有诗数首，为他后来游碧泉时所写。其中一首题为《过胡文定公碧泉书堂》，诗云：“入门认溪碧，循流识深源。念我昔此来，及今七寒暄。”(卷二)另一首碧泉诗更是直接追忆昔日学堂生活：“人事苦多变，泉色故依然。缅怀德人游，物物生春妍。当时疏功，妙意太古前。屐齿不可寻，题榜尚觉鲜。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卷三)可见张栻从学胡宏确实在湘潭碧泉书堂。。在碧泉书堂受学的这一段时期，他除了获得“伊洛之业”的“真传”、“圣门论仁亲切之旨”外，书院的办学形式也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他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看到了书院教育的特殊优势。所以，在“乾淳之盛”的诸位理学家中，他最早自觉地利用书院作为研究、传播理学的基地。在“南宋四大书院”中，岳麓书院最早成为全国理学重镇，这和张栻本人受过书院教育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张栻年仅48岁而不幸早逝，其学术思想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因而全祖望感叹地说：“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但是，从张栻留下的著述目录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学术成就。据《宋史·张栻传》记载，张“所著《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武侯传》、《经世纪年》皆行于世”。而《绵竹县志》卷六所载更详：“栻所著《易说》十一卷、《癸巳孟子说》七卷、《经世纪年》二卷、《通鉴笃论》三卷、《诸葛武侯传》一卷、《奏议》十卷、《希颜录》一卷、《伊川粹言》二卷、《洙泗言仁》、《南轩文集》四十四卷、《南轩诗集》八卷、《南轩先生问答》四卷、《张子太极解义》一卷。”张栻虽然撰述了这样多的著作，但能体现其学术思想的相当多的部分都没有能够遗留下来。现存的张栻著作主要是朱熹编写的诗文集四十四卷，以《南轩文集》刊行于世，主要包括一些诗文、讲义、表疏、学记、序说、书札等。另有《孟子说》七卷、《论语解》十卷，皆成书于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清道光年间，此两书与《南轩文集》汇刻，合为《南轩全集》。此外，张栻还留下了《南轩易说》，据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此书当为十一卷，《绵竹县志》也称有十一卷。但《四库全书》本中仅存三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本乃嘉兴曹溶从至元壬辰赣州路儒学学正胡顺父刊本传写，并六十四卦皆佚，仅始于《系辞》‘天一地二’一章，较真卿所见弥为残缺。”但胡顺父肯定其学术价值，认为理学家治《易》代表作《伊川易传》虽存而未完，特阙《系辞》，而《南轩易说》则能“以补遗阙”，使之与“《周易程氏传》大字旧本并行于世”。（胡顺父.南轩易说序.南轩易说，卷首.枕碧楼丛书.中国书店，1983.）
二、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恢复于南宋乾道初年。其实早在此之前，它就和湖湘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胡宏对这所历史上的著名书院表示过兴趣和热情，他非常盼望重新修复，自为山长，以“俾舒卷数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诵，精一于斯”，在这里传播理学，建立学派。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胡宏的理想未能实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胡宏看中了这个学生的学识和才华，十分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他为自己的学术思想后继有人而感到十分满意。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学生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修复岳麓书院，并使之成为理学基地的愿望。
张栻在碧泉书院从学胡宏，学成后归长沙，即在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讲学。《城南书院志·城南书院说略》载：“南轩先生为宋名儒，父紫岩于绍兴三十一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先生随侍，遂家焉。乃即妙高峰之阳，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城南书院”题额由张浚亲书。城南虽以书院命名，但在制度化、正规化方面与书堂、书社、精舍较为接近，所以张栻本人甚至称它为“私塾”。其《孟子说序》称：“岁在戊子(指乾道四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私塾。”此处所说的“私塾”即指城南书院。
张栻使得湖湘学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是在他主教岳麓书院之后。乾道元年（1165年），岳麓书院之教得以振兴，与此同时，也拉开了理学史上“乾淳之盛”的帷幕。
乾道元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字共父，以荫补承务郎，登进士乙科。他本是一个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官吏，向以崇儒重道为己任。他甚至对皇帝也大讲：“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为万事之纲。”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刘珙传.因而在知潭州期间，他“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根据湖湘士子们的请求，他下令全面修复岳麓书院。未及一年，书院修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观、肖阙里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集，卷十.）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教学。据朱熹说：
潭州故有岳麓书院，公(刘珙)一新之，养士数十人，嘱张栻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学者于公私义利之前，闻者风动。（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
故前帅枢密忠肃刘公特因旧在复创新馆，延请故左师侍讲张公先生往来其间，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措置岳麓书院牒.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
张栻主持了岳麓书院的讲坛，大讲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公私义利之辨”，影响很大，致使“闻者风动”。
但是，张栻并不是以“山长”身份主教岳麓。尽管史书上都说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但从来未称张栻为岳麓书院山长，其原因有二：第一，乾道初年，张栻正为父亲居丧而住在长沙，他曾辞退了朝廷要求复职的命令。在这种“困于忧患”的居丧期间，是不适于担任山长职务的。第二，岳麓书院山长之职，是其“先师所不得为者”，作为弟子的张栻亦感到不宜为山长。在山长位置虚而不置的情况下，曾考虑聘请胡宏的另一位学生吴翌任岳麓山长，但吴亦以“先师所不得为者”为由而拒绝了。吴翌(1129—1177)福建建阳人，早年游学衡山，师事胡宏，得湖湘之学。筑室衡山之下，榜曰：“澄斋”。朱熹《南岳处士吴君行状》载：乾道初年，帅守建安刘公珙，始复立焉，犹虚山长不置，至是，转运副使九江萧侯之敏，始以礼聘君(吴翌)，请为之。君曰：“侯之意则美矣，然此吾先师所不得为者，岂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辞不能。萧侯亦高其义，不强致也。（南岳处士吴君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
在岳麓书院山长虚设的情况下，张栻成了书院的实际主持人。就教学方面而言，张栻在岳麓书院传播理学，培养了一大批“传道济民”的有学之士，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到岳麓书院会讲时说：“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方向，往往聘空言而远实理。告语之责，敬夫不可辞也。”与曹晋叔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从朱熹的书信中即可肯定，张栻是岳麓书院教学事务的主持人。就行政方面来说也是如此。乾道五年，张栻知严州而离开长沙，曾“令彪先生德美常掌书院事”（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张栻实际上主持了岳麓书院及其行政事务，因岳麓山长往往是由地方官吏出面聘请，张栻当时并非潭州地方官，他可以令彪居正掌教岳麓，可见在此以前一直是他作为岳麓书院的真正主持者。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时间，前后共有七年之久。乾道二年岳麓书院修复一新后，张栻“促多士往观焉，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集，卷十.张栻全集.。从此张栻开始主教岳麓书院。乾道五年因刘珙推荐，知严州，离开长沙。乾道七年十二月归抵长沙，并继续主持岳麓书院。次年刘珙再知潭州。因乾道初年岳麓书院修复工作没有完成好，出现了“背向倾坏”的现象，刘珙又“整葺”了岳麓书院，此事深得张栻欣慰，他在给朱熹的一封书信中说：“岳麓书院迩来却渐成次第。向来邵怀英作事不着实，大抵背向倾坏，幸得共父(即刘珙)再来，今下手整葺也。”（答朱元晦.南轩集，卷二十一.）到淳熙元年(1174年)，张栻又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才重又离开长沙。在张栻主教的七年时间内，岳麓书院发生了历史性... -->>
张栻与岳麓书院学统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
岳麓书院之所以能在南宋走向鼎盛，是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的。作为“一代学者宗师”的张栻，是岳麓书院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岳麓书院拓展了湖湘学派，而且奠定了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学术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岳麓书院的千年办学历史。
一、 张栻及其著述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人。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于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官至丞相。
张栻自幼随父乔居外地。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乞祠寓居长沙，张栻侍居。绍兴十六年，又随父寓居连州。是年宋高宗尝问张浚：“卿儿想甚长成?”浚答道：“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胡宗懋.张宣公年谱，卷上.胡氏梦选楼刊本，1932.）绍兴十七年张栻15岁时，从连州知州王大宝问学。绍兴二十年，张栻随父至永州。绍兴三十一年春，上诏张浚湖南路任，张栻遂与其父归长沙。是年，张栻禀父命，从学胡宏，得河南二程之学。次年，张栻随父在都督府任参佐，他“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长春出版社，1999.）。隆兴二年(1164年)八月张浚逝世，归葬潭州，张栻护父灵回长沙。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岳麓书院，次年成，请张栻作记并主教其中。乾道五年经刘珙推荐，张栻除知抚州，未及上任改知严州(今属浙江)。乾道六年又被召为吏部侍郎，兼起居侍郎官、兼侍讲。第二年六月出任知袁州(今属江西)。是年底罢归长沙。淳熙元年(1174年)诏知静江(今属广西)，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淳熙五年(1178年)改知江陵(今属湖北)。淳熙七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同年八月病逝，年仅48岁。宋宁宗嘉定年间赐谥宣，史称张宣公。宋理宗淳祐年间诏以孔庙。
张栻以一个“忠君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在理学家中间。这首先体现在其抗金的爱国言行方面。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一生以收复中原为职志。张栻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朱熹称其“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张栻应诏赴行，曾奏言孝宗说：“陛下上念祖宗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胡宗茂编.张宣公年谱，卷上.胡氏梦选楼刊本，1932.）孝宗异其言，于是始定“君臣之契”。以后，张栻又屡次上疏，建议朝廷坚持抗金，“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但他也不赞成盲目进军，而是主张修德立政，养民练兵，充分做好抗战的准备。他奏请孝宗：“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为一事。”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他尤其重视“民心”在抗金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要得“吾民之心”，则关键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他把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同抗金救国的现实政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张栻“忠君爱国”的形象，还体现在其“奋不顾身以任其责”的贬抑权贵、仗义执言方面。张栻曾在朝廷供职，每进对，总是毫无拘束地将自己的政治见解阐发出来，“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倖、屏谗谀之意”。因而他在朝廷任职时间不长，屡因权臣近幸所忌惮而遭排挤。但他无所畏惧，即使在病危之时，仍手疏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对于朝廷巧立名目、聚剑财赋，他总是直言规劝，将掠夺民物的所谓“均输”称之为“不过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对于君主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也敢于犯颜力谏，进言说：“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张栻全集，附录.）由于张栻总是以犯颜力谏作为臣子的道德准则，因而对敢于犯颜力谏者十分推崇。《宋史·张栻传》载：“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
张栻是一个理学家、教育家，他的名望和成就主要在于倡明道学，从事理学教育等方面。张栻本人就是在儒学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据朱熹的《神道碑》所云：“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但真正作为一个理学家，则由于他受的理学教育。从学术师承来看，他受学于衡山胡宏的湖湘之学。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他于衡山拜胡宏为师，终于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的理学家。据他本人所记：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绍兴三十一年)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答陈平甫.南轩集，卷二十六.）
张栻于衡山求学胡宏并不顺利，起初胡宏不愿收他，“钦夫涕泣求见，遂得湖湘之传”。宋元学案，卷二十.元城学案.经过一番反复，他终于获得湖湘学之传，成为湖湘学派一代宗师。他的学术事业真正开始于此。胡宏高兴地说：“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胡宏.与孙正孺.五峰集，卷二.）张栻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上承二程的理学，又得胡宏的传授，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宗师，把湖湘之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淳之盛”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理学家中，如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大多是在家学熏陶、私学传授中成为理学宗师的。而和上述理学家齐名的张栻，虽然也受家学影响，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书院教育。胡宗懋编《张宣公年谱》载：
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九岁。……春，先生侍忠献公旋潭州，谒拜胡五峰于碧泉书堂。五峰见之，知为大器，即告以所闻圣门论仁亲切之旨。先生退而思之，若有得也。
可见，张栻是在湘潭碧泉书堂受教于湖湘学大师胡宏的有人根据《衡山县志》等史志记载，认为张栻从学胡宏于南岳紫云峰下的文定书堂。此为误。《南轩集》有诗数首，为他后来游碧泉时所写。其中一首题为《过胡文定公碧泉书堂》，诗云：“入门认溪碧，循流识深源。念我昔此来，及今七寒暄。”(卷二)另一首碧泉诗更是直接追忆昔日学堂生活：“人事苦多变，泉色故依然。缅怀德人游，物物生春妍。当时疏功，妙意太古前。屐齿不可寻，题榜尚觉鲜。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卷三)可见张栻从学胡宏确实在湘潭碧泉书堂。。在碧泉书堂受学的这一段时期，他除了获得“伊洛之业”的“真传”、“圣门论仁亲切之旨”外，书院的办学形式也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他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看到了书院教育的特殊优势。所以，在“乾淳之盛”的诸位理学家中，他最早自觉地利用书院作为研究、传播理学的基地。在“南宋四大书院”中，岳麓书院最早成为全国理学重镇，这和张栻本人受过书院教育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张栻年仅48岁而不幸早逝，其学术思想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因而全祖望感叹地说：“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但是，从张栻留下的著述目录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学术成就。据《宋史·张栻传》记载，张“所著《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武侯传》、《经世纪年》皆行于世”。而《绵竹县志》卷六所载更详：“栻所著《易说》十一卷、《癸巳孟子说》七卷、《经世纪年》二卷、《通鉴笃论》三卷、《诸葛武侯传》一卷、《奏议》十卷、《希颜录》一卷、《伊川粹言》二卷、《洙泗言仁》、《南轩文集》四十四卷、《南轩诗集》八卷、《南轩先生问答》四卷、《张子太极解义》一卷。”张栻虽然撰述了这样多的著作，但能体现其学术思想的相当多的部分都没有能够遗留下来。现存的张栻著作主要是朱熹编写的诗文集四十四卷，以《南轩文集》刊行于世，主要包括一些诗文、讲义、表疏、学记、序说、书札等。另有《孟子说》七卷、《论语解》十卷，皆成书于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清道光年间，此两书与《南轩文集》汇刻，合为《南轩全集》。此外，张栻还留下了《南轩易说》，据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此书当为十一卷，《绵竹县志》也称有十一卷。但《四库全书》本中仅存三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本乃嘉兴曹溶从至元壬辰赣州路儒学学正胡顺父刊本传写，并六十四卦皆佚，仅始于《系辞》‘天一地二’一章，较真卿所见弥为残缺。”但胡顺父肯定其学术价值，认为理学家治《易》代表作《伊川易传》虽存而未完，特阙《系辞》，而《南轩易说》则能“以补遗阙”，使之与“《周易程氏传》大字旧本并行于世”。（胡顺父.南轩易说序.南轩易说，卷首.枕碧楼丛书.中国书店，1983.）
二、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恢复于南宋乾道初年。其实早在此之前，它就和湖湘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胡宏对这所历史上的著名书院表示过兴趣和热情，他非常盼望重新修复，自为山长，以“俾舒卷数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诵，精一于斯”，在这里传播理学，建立学派。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胡宏的理想未能实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从学胡宏于碧泉书院，胡宏看中了这个学生的学识和才华，十分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他为自己的学术思想后继有人而感到十分满意。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学生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修复岳麓书院，并使之成为理学基地的愿望。
张栻在碧泉书院从学胡宏，学成后归长沙，即在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讲学。《城南书院志·城南书院说略》载：“南轩先生为宋名儒，父紫岩于绍兴三十一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先生随侍，遂家焉。乃即妙高峰之阳，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城南书院”题额由张浚亲书。城南虽以书院命名，但在制度化、正规化方面与书堂、书社、精舍较为接近，所以张栻本人甚至称它为“私塾”。其《孟子说序》称：“岁在戊子(指乾道四年)，栻与二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私塾。”此处所说的“私塾”即指城南书院。
张栻使得湖湘学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是在他主教岳麓书院之后。乾道元年（1165年），岳麓书院之教得以振兴，与此同时，也拉开了理学史上“乾淳之盛”的帷幕。
乾道元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字共父，以荫补承务郎，登进士乙科。他本是一个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官吏，向以崇儒重道为己任。他甚至对皇帝也大讲：“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为万事之纲。”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刘珙传.因而在知潭州期间，他“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根据湖湘士子们的请求，他下令全面修复岳麓书院。未及一年，书院修成，“为屋五十楹，大抵悉还旧观、肖阙里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于堂之北”（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集，卷十.）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教学。据朱熹说：
潭州故有岳麓书院，公(刘珙)一新之，养士数十人，嘱张栻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学者于公私义利之前，闻者风动。（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
故前帅枢密忠肃刘公特因旧在复创新馆，延请故左师侍讲张公先生往来其间，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措置岳麓书院牒.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
张栻主持了岳麓书院的讲坛，大讲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公私义利之辨”，影响很大，致使“闻者风动”。
但是，张栻并不是以“山长”身份主教岳麓。尽管史书上都说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但从来未称张栻为岳麓书院山长，其原因有二：第一，乾道初年，张栻正为父亲居丧而住在长沙，他曾辞退了朝廷要求复职的命令。在这种“困于忧患”的居丧期间，是不适于担任山长职务的。第二，岳麓书院山长之职，是其“先师所不得为者”，作为弟子的张栻亦感到不宜为山长。在山长位置虚而不置的情况下，曾考虑聘请胡宏的另一位学生吴翌任岳麓山长，但吴亦以“先师所不得为者”为由而拒绝了。吴翌(1129—1177)福建建阳人，早年游学衡山，师事胡宏，得湖湘之学。筑室衡山之下，榜曰：“澄斋”。朱熹《南岳处士吴君行状》载：乾道初年，帅守建安刘公珙，始复立焉，犹虚山长不置，至是，转运副使九江萧侯之敏，始以礼聘君(吴翌)，请为之。君曰：“侯之意则美矣，然此吾先师所不得为者，岂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辞不能。萧侯亦高其义，不强致也。（南岳处士吴君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
在岳麓书院山长虚设的情况下，张栻成了书院的实际主持人。就教学方面而言，张栻在岳麓书院传播理学，培养了一大批“传道济民”的有学之士，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到岳麓书院会讲时说：“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方向，往往聘空言而远实理。告语之责，敬夫不可辞也。”与曹晋叔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从朱熹的书信中即可肯定，张栻是岳麓书院教学事务的主持人。就行政方面来说也是如此。乾道五年，张栻知严州而离开长沙，曾“令彪先生德美常掌书院事”（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张栻实际上主持了岳麓书院及其行政事务，因岳麓山长往往是由地方官吏出面聘请，张栻当时并非潭州地方官，他可以令彪居正掌教岳麓，可见在此以前一直是他作为岳麓书院的真正主持者。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时间，前后共有七年之久。乾道二年岳麓书院修复一新后，张栻“促多士往观焉，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南轩集，卷十.张栻全集.。从此张栻开始主教岳麓书院。乾道五年因刘珙推荐，知严州，离开长沙。乾道七年十二月归抵长沙，并继续主持岳麓书院。次年刘珙再知潭州。因乾道初年岳麓书院修复工作没有完成好，出现了“背向倾坏”的现象，刘珙又“整葺”了岳麓书院，此事深得张栻欣慰，他在给朱熹的一封书信中说：“岳麓书院迩来却渐成次第。向来邵怀英作事不着实，大抵背向倾坏，幸得共父(即刘珙)再来，今下手整葺也。”（答朱元晦.南轩集，卷二十一.）到淳熙元年(1174年)，张栻又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才重又离开长沙。在张栻主教的七年时间内，岳麓书院发生了历史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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