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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的教育思想
吴与弼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其所开创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和教育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www.Pinwenba.com学术史家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时，以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为开篇第一卷，其原因正如黄本人所说：“微康斋，焉得后时之盛哉?”（崇仁学案.明儒学案，卷一.）可见吴与弼在明代心学教育思潮中的地位。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初习科举之文，19岁时偶尔读到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睹道统一脉之传，不觉心醉”跋伊洛渊源录.康斋集，卷十二.。于是，他“尽焚旧时举子文字”，立志圣贤，专习理学，“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理学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上，在家读书授徒以至终老。
吴与弼的学术思想，“上无所传”，主要靠本人自学体悟，人称其学“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他和一般理学家喜好谈理气、辨有无不同，并不热衷于那些抽象的思辨哲理，“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明儒学案·崇仁学案.），而是更为关注道德实践、道德教育的“工夫”问题，其“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但是他所倡导的为学工夫论，却以自己独具的特色，肇启了有明一代崛起的心学思潮。
吴与弼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在十分艰难的生活条件下进行讲学。他往往是和弟子们一边劳动一边论学，《崇仁学案》载：
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雨中被蓑笠，负耒耜，
与诸生并耕，谈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见。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
他正是在这生活实践中从事讲学授徒活动，培养出了一代学人。先后从学者，有娄谅、胡居仁、谢复、郑伉、胡九韶、罗伦、陈献章、周文等人。吴与弼通过讲学授徒，使明代学术得以繁荣发展。
吴与弼重视身体力验，不讲究著述，仅留下《康斋文集》十二卷。其中《日录》一卷系其代表作，“皆自言己事”。这种个人身体力验的记录，反映了他只求心得、不重著述的治学特点。这里，主要根据此文集对吴与弼的教育思想作一简要勾勒，并由此论述它们对明代心学教育思潮的影响。
一、 “学为圣贤”的教育目的
吴与弼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完全循着宋代理学的路子，以培养一种“圣贤”为标志的道德人格为教育目的。他说：
君子之学，舍圣何归?（坦斋记.康斋集，卷十.）
学者所以学为圣贤也。（学规.康斋集，卷八.）
他认为一切教育活动、学术活动，皆应以成圣为最高目的。
宋儒不仅重视“成圣”的教育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成圣”的必要性、可能性做了重要的理论上的论述。吴与弼在这方面也是继承了宋儒的学说，虽然他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兴趣是在成圣的工夫而不在为圣的根据。吴与弼说：
人之大伦五，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已。五伦各有其理，而理具于吾心，与生俱生，人之所以为人，以其有此理也。必不失乎此心之理，而各尽乎五伦之道，庶无忝于所生。（吴节妇传.康斋集，卷八.）
他把儒家的纲常伦理称为“理”或“天理”，并认定它们是来之于人的本心、生而即有的先验之物，人们只要能保持、遵循本心的天理，就可以成为理想的圣人。吴与弼认为人的内在心性是成圣的依据，他还进一步将此依据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他说：
无极之妙，克盈宇宙而该贯吾心，何可须臾离哉？（省斋记.康斋集，卷十.）
夫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本自莹彻昭融，何垢之有？（浣斋记.康斋集，卷十.）
“吾心”作为一种道德主体精神，标志着成圣是每一个体的内在自觉追求。但是，他认为这种主体精神在时空上是无限的绝对存在的显现。它能“妙古今”、“贯古今”，因为它是“克盈宇宙”的“无极”的体现。
每个个体虽然皆具有成圣的根据，但这种根据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必须重视教育。事实上，世人极少能够成为圣贤，其原因即在于教育不够。他说：
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无知而不事夫学者，庸人也；学焉而弗克者，未诚也。惟其未诚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战。（与徐希仁训导书.康斋集，卷八.）
吴与弼认为虽然圣人之道是“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教育的重要，如果离开学习，就不可能知圣人之道而达到成圣的目的。
可见，吴与弼总是明确地围绕“求圣”问题来讨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他还由此开始提出“下学之功”的问题。他说：
而今而后，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气质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学之功，此去何如哉!（日录.康斋集，卷十一.）
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在于成圣，但学者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成圣呢?这就离不开以教学方法为内容的“下学之功”，也就是明儒常常讲的工夫论问题。
史学界一般认为，吴与弼之学继承宋儒，兼采朱陆。朱陆的教学方法论有一个对立的观点：朱熹主张泛观博览的“道问学”工夫，要求通过对外物的致知途径来启发人的道德觉悟；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的“尊德性”工夫，要求通过内心的直觉体悟以恢复人的道德本能。明清学者认为吴与弼兼采朱陆，亦在于他的教学方法论既讲读书致知的下学功夫，又讲静观体悟的上达工夫。从这个角度讲，黄宗羲所言“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有其道理。但是进一步深究其工夫论，则可以发现他在兼采朱陆时又有偏重和新的创发，这正是他能引发明代心学思潮的重要原因。
二、 为学工夫之一：读书
为了达到“求圣”的教育目的，吴与弼十分重视教学方法。他首先继承了程朱学派重视读书穷理的传统，以读圣贤之书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他提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备仁义礼智四端也。……欲异于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义礼智而已。欲实四者于吾身，舍圣贤之书则无所致其力焉。（劝学赠杨德金.康斋集，卷八.）
人皆具仁义礼智四端，故而人性本善，但人要恢复本善的天性，就须读圣贤之书。显然，这是因为圣贤之书中包括了做圣贤的道理和方法，如果学者能够“将圣贤之书熟读玩味，体察于身，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之间，必求其如圣贤者，去其不如圣贤者”（劝学赠杨德金.康斋集，卷八.），就可以达到成圣贤的目的。他这种“将圣贤之书熟读玩味”的主张和朱熹的泛观博览的“道问学”工夫十分接近。由此来说，他确是继承了程朱学派的为学工夫论。
所以，吴与弼在倡导读书穷理时，其许多具体的读书方法和朱熹都比较接近，如以下所列：第一，“循序熟读”。他在自己制定的《学规》中提出：“须用循序熟读《小学》、《四书》本文，令一一成诵，然后读《五经》本文，亦须烂熟成诵，庶几逐渐有入。此个工夫须要打捱岁月方可。”学规.康斋集，卷八.吴与弼主张读书应“循序熟读”、“烂熟成诵”，显然是继承了朱熹提出的“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等读书方法。他所列的从《小学》到《四书》再到《五经》的顺序，也和朱熹倡导的读书计划大体相近。
第二，读书应专心致志。吴与弼提出：“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学规.康斋集，卷八.这种读书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并保持远大志向的要求，亦和朱熹倡导的“居敬持志”的读书法十分一致。朱熹曾提出“读书须收敛此心，这便是敬”、“立志不定，如何读书”？可见，吴与弼关于读书必须“专心致志”的想法，也是继承了朱熹的读书法。
尽管如此，吴与弼的工夫论决不仅仅是程朱之学的复述，而是有着重要的创发，这种创发使他得以逐步向心学转型。
理学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内圣人格，其一切教学法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南宋朱陆之争的焦点在于：朱熹强调读书是为了“道问学”，认为道德知识的积累是成圣的关键；陆九渊并不绝对反对读书，但他坚持读书只是为了“尊德性”、“发明本心”，因为成圣的关键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明心”。在这一点上，吴与弼接近陆学而不是朱学，他虽然十分重视读书，但是他所倡导的读书，其主要目的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反求吾心”，即在于对个体内在之心的本体体悟。因此，他认为那些不具道德知识而能涵养本心的人，亦可达到成圣境界。他说：“人能衣冠整肃、言动端严，以礼自持，则此心自然收敛，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与友人书.康斋集，卷八.）相反，那些读书多、知识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成圣境界，其原因即在于成圣的关键在反求吾心。他说：“盖人患不知反求诸己，书自书，我自我，所读之书徒为口耳之资，则大失矣。”复日上书.康斋集... -->>
吴与弼的教育思想
吴与弼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其所开创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和教育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www.Pinwenba.com学术史家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时，以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为开篇第一卷，其原因正如黄本人所说：“微康斋，焉得后时之盛哉?”（崇仁学案.明儒学案，卷一.）可见吴与弼在明代心学教育思潮中的地位。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初习科举之文，19岁时偶尔读到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睹道统一脉之传，不觉心醉”跋伊洛渊源录.康斋集，卷十二.。于是，他“尽焚旧时举子文字”，立志圣贤，专习理学，“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理学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上，在家读书授徒以至终老。
吴与弼的学术思想，“上无所传”，主要靠本人自学体悟，人称其学“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他和一般理学家喜好谈理气、辨有无不同，并不热衷于那些抽象的思辨哲理，“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明儒学案·崇仁学案.），而是更为关注道德实践、道德教育的“工夫”问题，其“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但是他所倡导的为学工夫论，却以自己独具的特色，肇启了有明一代崛起的心学思潮。
吴与弼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在十分艰难的生活条件下进行讲学。他往往是和弟子们一边劳动一边论学，《崇仁学案》载：
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雨中被蓑笠，负耒耜，
与诸生并耕，谈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见。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
他正是在这生活实践中从事讲学授徒活动，培养出了一代学人。先后从学者，有娄谅、胡居仁、谢复、郑伉、胡九韶、罗伦、陈献章、周文等人。吴与弼通过讲学授徒，使明代学术得以繁荣发展。
吴与弼重视身体力验，不讲究著述，仅留下《康斋文集》十二卷。其中《日录》一卷系其代表作，“皆自言己事”。这种个人身体力验的记录，反映了他只求心得、不重著述的治学特点。这里，主要根据此文集对吴与弼的教育思想作一简要勾勒，并由此论述它们对明代心学教育思潮的影响。
一、 “学为圣贤”的教育目的
吴与弼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完全循着宋代理学的路子，以培养一种“圣贤”为标志的道德人格为教育目的。他说：
君子之学，舍圣何归?（坦斋记.康斋集，卷十.）
学者所以学为圣贤也。（学规.康斋集，卷八.）
他认为一切教育活动、学术活动，皆应以成圣为最高目的。
宋儒不仅重视“成圣”的教育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成圣”的必要性、可能性做了重要的理论上的论述。吴与弼在这方面也是继承了宋儒的学说，虽然他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兴趣是在成圣的工夫而不在为圣的根据。吴与弼说：
人之大伦五，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已。五伦各有其理，而理具于吾心，与生俱生，人之所以为人，以其有此理也。必不失乎此心之理，而各尽乎五伦之道，庶无忝于所生。（吴节妇传.康斋集，卷八.）
他把儒家的纲常伦理称为“理”或“天理”，并认定它们是来之于人的本心、生而即有的先验之物，人们只要能保持、遵循本心的天理，就可以成为理想的圣人。吴与弼认为人的内在心性是成圣的依据，他还进一步将此依据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他说：
无极之妙，克盈宇宙而该贯吾心，何可须臾离哉？（省斋记.康斋集，卷十.）
夫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本自莹彻昭融，何垢之有？（浣斋记.康斋集，卷十.）
“吾心”作为一种道德主体精神，标志着成圣是每一个体的内在自觉追求。但是，他认为这种主体精神在时空上是无限的绝对存在的显现。它能“妙古今”、“贯古今”，因为它是“克盈宇宙”的“无极”的体现。
每个个体虽然皆具有成圣的根据，但这种根据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必须重视教育。事实上，世人极少能够成为圣贤，其原因即在于教育不够。他说：
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无知而不事夫学者，庸人也；学焉而弗克者，未诚也。惟其未诚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战。（与徐希仁训导书.康斋集，卷八.）
吴与弼认为虽然圣人之道是“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教育的重要，如果离开学习，就不可能知圣人之道而达到成圣的目的。
可见，吴与弼总是明确地围绕“求圣”问题来讨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他还由此开始提出“下学之功”的问题。他说：
而今而后，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气质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学之功，此去何如哉!（日录.康斋集，卷十一.）
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在于成圣，但学者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成圣呢?这就离不开以教学方法为内容的“下学之功”，也就是明儒常常讲的工夫论问题。
史学界一般认为，吴与弼之学继承宋儒，兼采朱陆。朱陆的教学方法论有一个对立的观点：朱熹主张泛观博览的“道问学”工夫，要求通过对外物的致知途径来启发人的道德觉悟；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的“尊德性”工夫，要求通过内心的直觉体悟以恢复人的道德本能。明清学者认为吴与弼兼采朱陆，亦在于他的教学方法论既讲读书致知的下学功夫，又讲静观体悟的上达工夫。从这个角度讲，黄宗羲所言“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有其道理。但是进一步深究其工夫论，则可以发现他在兼采朱陆时又有偏重和新的创发，这正是他能引发明代心学思潮的重要原因。
二、 为学工夫之一：读书
为了达到“求圣”的教育目的，吴与弼十分重视教学方法。他首先继承了程朱学派重视读书穷理的传统，以读圣贤之书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他提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备仁义礼智四端也。……欲异于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义礼智而已。欲实四者于吾身，舍圣贤之书则无所致其力焉。（劝学赠杨德金.康斋集，卷八.）
人皆具仁义礼智四端，故而人性本善，但人要恢复本善的天性，就须读圣贤之书。显然，这是因为圣贤之书中包括了做圣贤的道理和方法，如果学者能够“将圣贤之书熟读玩味，体察于身，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之间，必求其如圣贤者，去其不如圣贤者”（劝学赠杨德金.康斋集，卷八.），就可以达到成圣贤的目的。他这种“将圣贤之书熟读玩味”的主张和朱熹的泛观博览的“道问学”工夫十分接近。由此来说，他确是继承了程朱学派的为学工夫论。
所以，吴与弼在倡导读书穷理时，其许多具体的读书方法和朱熹都比较接近，如以下所列：第一，“循序熟读”。他在自己制定的《学规》中提出：“须用循序熟读《小学》、《四书》本文，令一一成诵，然后读《五经》本文，亦须烂熟成诵，庶几逐渐有入。此个工夫须要打捱岁月方可。”学规.康斋集，卷八.吴与弼主张读书应“循序熟读”、“烂熟成诵”，显然是继承了朱熹提出的“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等读书方法。他所列的从《小学》到《四书》再到《五经》的顺序，也和朱熹倡导的读书计划大体相近。
第二，读书应专心致志。吴与弼提出：“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学规.康斋集，卷八.这种读书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并保持远大志向的要求，亦和朱熹倡导的“居敬持志”的读书法十分一致。朱熹曾提出“读书须收敛此心，这便是敬”、“立志不定，如何读书”？可见，吴与弼关于读书必须“专心致志”的想法，也是继承了朱熹的读书法。
尽管如此，吴与弼的工夫论决不仅仅是程朱之学的复述，而是有着重要的创发，这种创发使他得以逐步向心学转型。
理学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内圣人格，其一切教学法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南宋朱陆之争的焦点在于：朱熹强调读书是为了“道问学”，认为道德知识的积累是成圣的关键；陆九渊并不绝对反对读书，但他坚持读书只是为了“尊德性”、“发明本心”，因为成圣的关键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明心”。在这一点上，吴与弼接近陆学而不是朱学，他虽然十分重视读书，但是他所倡导的读书，其主要目的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反求吾心”，即在于对个体内在之心的本体体悟。因此，他认为那些不具道德知识而能涵养本心的人，亦可达到成圣境界。他说：“人能衣冠整肃、言动端严，以礼自持，则此心自然收敛，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与友人书.康斋集，卷八.）相反，那些读书多、知识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成圣境界，其原因即在于成圣的关键在反求吾心。他说：“盖人患不知反求诸己，书自书，我自我，所读之书徒为口耳之资，则大失矣。”复日上书.康斋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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